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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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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第三期文章   

2017-03-30 09:48:49|  分类: 反行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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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第三期文章

(冯小刚是我同一个大院的伙伴,虽然不算我的“发小”。何况我在四十年前,大学二年级时就离开了。作为著名的导演,冯小刚最近受到注意,是因为与新片子《我不是潘金莲》有关的一段话。对此有报道说,在政府强力反腐之下,官场腐败却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诸如怠政、懒政;它带来的负效应是,政府各级官员的不作为,也有人把它称为“软抵抗”。而另一种“宁左勿右”官场新规则,恰被冯小刚一语道破。他“炮轰”说,“为了求自保就宁左勿右、宁严勿松,这是最大的腐败,比贪污还厉害”——这大致上是我在不久前一篇博客上所说的话,现在我接着说完,其中大部已发在《读书》上,分量已自不同)

清朝官员的“反行为”(《读书》20173

最早让我注意到有关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孔飞力。他在其名著《叫魂》中,把眼光集中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上,君主有许多理由对官僚不满。在孔飞力笔下,这些官僚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他们“迎合上意”,遇事“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更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因此皇上认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儆治”!

孔飞力所说的这些官员行为,我统称之为“反行为”。现在看来,把它们与一般民众的行为混在一起,是不尽妥当的。我们或许应该把它们做为“反行为”中专门的一种,单独分析。

“反行为”,最难对付,因为它实施的第一步,其基本前提,就是要装假、欺骗。半真半假,若有若无。让你看不见,你又如何下手?我的反行为研究不是从清史中来,而是来自一项当代史研究。但是它慢慢被推广开,也就由不得我一人做主。在清代政治史研究领域,魏淑民、李燕、郝英明等同学,大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一概念。看王静雅笔下的康熙皇帝如何应付比他长一辈的元老重臣,则更为生动。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解“反行为理论”时,也简单介绍了这些研究。法国院士巴斯蒂曾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的研究中。

我自己也写了《另类的金川》,同年(2010)在北京清代政治史会议上宣读。在清代历史里,擅长反行为的可以说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前者乃是乾隆朝的傅恒(参见拙作《乾隆十三年》)。后者则有琦善(博尔济吉特·琦善17861854年),在通行的教科书中,他是一个大坏蛋,是鸦片战争中割让香港的卖国贼。

而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琦善“绝顶聪明”的,不是别人,正是清宣宗道光皇帝。事情发生在道光末年。闹事的是“瞻对”中最强的一支“中瞻对”,地理上离我们熟知的金川很近。乾隆初年,战事就是由瞻对而及于金川的。其实,瞻对之役是一个伪胜利,跟着而来的金川之役,也是一个伪胜利。最近有一个年轻作家写了瞻对的故事,充篇都讲官方互相之间怎么作假,而且皇上好像都明白。十分有趣!

当年傅恒是怎么对付乾隆皇帝的呢?

在傅恒之前,骗过乾隆老倌儿的还有许多官员,比如指挥瞻对之役的庆复,一直瞒了好多年。但谁都不如傅恒成功,不如他典型,不如他做起来那么可圈可点。

傅恒是临危受命,接替了另一位皇上的亲信——讷亲。他有必胜的把握吗?我认为没有。但他不像讷亲那样狂傲,那样俾睨群雄,那样自以为是。不是说“宁左勿右”吗?什么意思?就是得有一个基本立场,拿出来装门面,又保险。在这里,就是要会装积极,肯吃苦。样样跟讷亲比对着来。比如谦虚,礼贤下士,比如一出京城他就马不停蹄,一直走好几百里。晚上不睡,先给皇上写奏摺。不辞劳苦,而且越劝越来劲儿。这就对了皇上的胃口,取得基本信任了。这就是反行为的第一步。

其实,傅恒没打过仗。这怎么办?慢慢来。前敌的困难,一句不提。只是轻描淡写的多多少少写上一点,自己决不表示态度,不去评价。让皇上自己去悟。这多高明!这是反行为的第二步。得把事情找回来。

这第二手,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没有这个后手,第一步还有什么意义?

话说回来,傅恒当然要大量调集粮草(当时乾隆朝“拆东墙补西墙”的财政都要玩不转了;有学者以为是快崩溃了,是不了解这一特点),调集军队(伤亡已经很大),然后在皇上的直接指挥下,发出“致命”的一击(这也是最可疑的一点),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皇上是宁肯其“左”,但在傅恒等臣下的软功运作之下,却越来越“右”,终至模糊甚至放弃了一部分原有的目标,傅恒终于脱身,并且得到了大大的奖赏。

说琦善聪明,就是这里了。据说,他也是煞有介事、大张旗鼓地去讨伐瞻对,出动了“蛮兵”、“绿营”以及“大炮”,一顿狂轰滥炸,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还有什么“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举动呢?缺乏史书的记载,我们就只有想象了

他这一番做作,实际上呢,就是为了方便作假,要不又怎么办呢?他的胜利,其实也是伪胜利。

那么难对付的家伙,就被他一举战而胜之,皇上都没得话说。要不,怎么能说他“绝顶聪明”呢?

问题是,他使用了这些花招,是在“反抗”谁吗?难道,他是要反抗清政府,反抗皇上吗?他们个个都是满洲亲贵啊!我看,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同意的。我以为,他只是施展了“反行为”,把皇上蒙混过去而已。

我过去多次声明,“反行为”之行为不是“反抗”。但仍有很多同仁不能接受。他们受国外学者的影响太大,受外来的思想方法影响太大。我想,可能再也没有官场“反行为”这一个例子,能够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了。

清史,有时候就得这么读。

我的反行为研究(《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原来没有涉及官场和官员行为,现在借机把这一部分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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