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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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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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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了的统购统销   

2017-03-15 15:22:31|  分类: 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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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了的统购统销

不言而喻,统购统销在当代中国史里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时能见到其身影,尽管它已跟粮食没有什么关系。我研究统购统销,也已不止一次,时间跨度更有了二十多年。直到最近,才有了这一部书稿,并得以出版。可能有朋友会问,你有什么创意,有什么新的见解?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番介绍,或者说做一个导读吧。

我的研究集中于统购统销的早期。“统购统销”是如何决策的(1953)?它的初期实施情况(给农民留多少口粮)?“三定”究竟是怎么回事(1955)?对这些问题,坊间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如“去货币化”(参见《财经》201625)等等。

统购统销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就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言,它是如何决策的,至今也没有满意的答案。但是在我来说,它的意义,从一上一下两个方面来看,还是被低估了。从上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的一部分。所谓下,是就它的社会经济史的意义而言,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也没有说清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历史的变革里,有一个“前30年”、“后30年”的说法。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就属于前一书系。我的研究重点放在所谓前30年的第三个阶段。在小书脱稿以前,我强化了关于土地改革的部分。是为前30年的第一个阶段。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几十年来整个农村变革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一个可能有重大影响的,就是统购统销的研究。尽管它才刚刚开始显露出来。

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改变了传统的观点:一个土地改革,一个统购统销,都是在以前的集体经济史里受到轻视的问题。有很长时间,土地改革都是一个“史前史”,是以前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遗留问题”。这多少隔断了历史,后者则涉及到,“统购统销”与“集体化”,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更为重要……这样一些问题。

“统购统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年历史中的最后一个迷。“是谁决定了统购统销”?是我开始给这一研究起的名字。当然,我没有把整个统购统销的兴亡都写下来(那是不同的学问),而只是集中于它的决策,和最初几年的实施。我也明言,不再幻想依赖秘密档案,而依靠分析、判断和猜想,古人章学诚所说的“直觉”和“神解精识”。

 

195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里是一条分界线,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停战,国家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按照惯例,接着就应该叙述“集体化”了。现在我却打算把“统购统销”提到前面。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前都不是这样做的。不对吗?统购统销(所谓“余粮征集制”),在中共本来是不想搞的,搞,也可以说是53年的一个“突发事件”,不得已而为之。可是集体化呢?1950年围绕着东北,1951年在山西,早就发生过重大的争论,一直惊动毛、刘,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有关(合作化)的决定。这就是我的根据。难道不是集体化在前,统购统销在后么。

但是其他学者却有不同的意见。我的观点有所改变,还是在这次重新研究统购统销之后。在从新了解了许多基本史实之后,发现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如在苏联“老大哥”那里,集体化就是在后边的。先发生的是粮食问题,几次危机之后才下决心“突击”集体化。另据研究,日本人搞“合作社”,也是为了加强“出荷”;而且中共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包括张闻天、陈云等人在光复后都去了东北,他们能不知道日本人那些事吗?所以说,在中国按这样的顺序也有其道理。

对于“前三十年”中国农业的失败来说,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集体化么?过去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后来,才有了改变。统购统销这一方面的因素越来越被看重。因为一个是外沿,一个是内圈,显然,大的管着小的,宏观管着微观。比如说,如果从国家层面就规定了农民口粮不过三百六(北方,南方四百斤,均为原粮),农业社内部的调整(所谓“多劳多得”)不过涉及几十斤粮食而已。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我之所以长时间犯了“错误”,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了“农口”的太大影响。无论是邓子恢,还是杜润生(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无论是私淑,还是关门弟子)。这一脉的着眼点,都是在于“农村经济组织”,在于如何办好“农业社”;“粮食”,一大部分不归他们管,粮价也是如此。

 

研究统购统销不能不从粮食的紧张局势、从有关的统计数据入手。人们偏好数字,偏好科学,这是时代的通病。

可是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材料往往不能严丝合缝,有时又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好像涉及多大机密似的。

有时则倾向于说得越紧越好,或窃喜能够大展手足,早日实行那套更为简便而严厉的措施?

这时候陈云拿出了八条建议,八条可以说面面俱到。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把话都说全了。

过去,大多数学者都把太多的精力投放在这八条的研究上。当然,其他史料太少也是一个原因。

在八条建议中,绝大部分都认为还应该保持粮食市场和粮食贸易,哪怕是使用“预购”或是“认购”的方法。因为这涉及与广大农民的关系,与对待资本家剥削阶级不同;“征购”和“配售”这些名词又太坏,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曾使用过(所以后来改名为“统购统销”)。因此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所以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统购统销具有“突发性”的一面;而且在一开始,它与其他各项建议之间也不具有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与“非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而不过是在黑、黄两种“炸药”中间选择一个而已,二者同样都是“炸药”。当时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在中央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上,有人坚决反对统购统销,也没有给扣什么帽子,而基本上是各人讲明自己的不同意见。

不过,这里可能潜藏着一个问题:好了!现在既然有了八条,那些数据什么的,就算考虑过了,都可以放下了吧!咱们别执迷这些,别老是数字,老是粮食,谈谈别的吧。

话题当然有,最集中的一个,就是憋屈了好几年的“新民主主义”了。“新民主主义论”,什么都好,就是碍手碍脚,太受限制了。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已经有了权力,干嘛不使?

不是已经制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么?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公布实行呢?还要坚守什么“共同纲领”?

我相信,这就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内心想法。尽管很多人不一定有这么明确的意识。

所以,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一旦有人开头,把“去新民主主义”的话说透,那种“痛快”,就不言而喻了!

换句话说,当局欲望太高,野心太大。特别是内外交征,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国内各种项目急骤上马,追求几乎是无限的。可以说有多少粮食也不够用(所以有基层干部说,朝鲜停战了,粮食怎么越来越紧张了)。已经不能脚踏实地,走上了一味追求政治集权、经济统制的道路。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种种限制,不复能够忍受。从而走上了不断革命、改制不已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那些个粮食数据,如果还有一点点作用,也只能证明供给的捉襟见肘,而不能视为施政的分析工具了。

而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想到,一旦实行“统购统销”,“新民主主义”的那点好处,就都丧失了。它不但带来了“去货币化”,而且农村的各行各业——各种小工商业、家庭副业、小作坊——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开始还都跟粮食有关,后来就扩大到油料等方方面面……在所有这些地方,它都超越了土地改革,而且把一些事物固定化、扩大化了,也有一些,径直通向了人民公社,通向了共产。

为什么杜润生回忆时屡屡对我讲,他当初不同意统购统销?这原因在哪里?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他不忍心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啊!

为什么坚持“四大自由”,什么“不要两头落空”、“充分发挥小农的积极性”……话不点透还是不行。

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认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取向是一回事,承认“新民主主义”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合理的,带有“人情味”的、合乎传统、合乎普世价值,也合乎实际情况的因素(这点对照包产到户之后就很容易看明白),则是另一回事——有人把它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也曾称之为“四大自由”(或“四小自由”)——正是通过对统购统销的研究,我们对此才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可以说,统购统销是“去新民主主义”的重要一步。所以我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把它作为“前三十年”的第二个阶段。正是它,破除了前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也开启了农业社的集体经济阶段。这种认识,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过去,邓子恢始终坚持“合作化”具第一等地位,又检讨说:我开始说私商改造、粮食统购是临时因素,我收回这个话,同志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不能三条并排。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合作化19555)。

看邓子恢的话,对于统购统销是厌恶的,不像合作化,他真心以为那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但统购统销呢,不过赤裸裸地从农民手里抢粮罢了。不那么光彩。有了这段话,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杜润生为什么不赞成统购统销了。尽管一开始他可能也是不那么明确的。

 

最近五年,“新民主主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它特别值得关心,不可掉以轻心。借用“党史研究”的语言,“建国初期”第一个大问题,就是“革命转变”问题,即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对于新民主主义热,我认为,有几个疑点需要说清:首先,“新民主主义”与(眼下的)“初级阶段”,是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阶段)。恐怕不能互相替代,尽管二者表面上有些相似之处(如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

新民主主义是朝向(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刚从那里解脱出来。

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初级阶段则未必。

新民主主义极度强化政府作用,初级阶段则反是。

新民主主义是实行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初级阶段则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国民经济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全面过剩”的阶段——举凡苏联、东欧莫不如此,也无一不发生“改革”——这并不是“初级阶段”,而是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相反,新民主主义却可称为初级阶段)。

尽管1953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具体说来,是年底的统购统销,以小撬大,通过它才入手解决了“去新民主主义”问题。

不能认为当年新民主主义再继续实行多少年就“好了”,它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如对市场认识的缺位,即很难过去这关),拖下去(如曾经说过的十年、十五年),不但不能,反而会制造出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如同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

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共产主义,在有些方面是格格不入的。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从“统购统销”研究中,却发现了新民主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道理的、为农民需要的一面(不止邓子恢、林彪也曾主张“四大自由”)……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虽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却与传统社会比较接近,具有较多温情的、带普世精神的东西。如果当年坚持“新民主主义”,恐怕就难以达致“极权社会”。

这不意味看着我们认同“新民主主义论”,无论是六十年前还是之后的。

新民主主义除了是一种“策略”之外,如朱厚泽特别强调,它的一大问题是在政治方面,它仍然是那一套模式。

我们应该将其不同层次区分开来。

就老区的社会经济政策来说,当年没有新民主主义或类似的东西是不可想像的,也无法招揽人心(收揽人心,可能也是当今某些人鼓吹它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有策略性,过渡性的一面……到了一定时候,它一定会被新的阶段代替。在这中间,起到巨大作用的,恰恰是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之谜》,香江出版社,2016.11(淘宝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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