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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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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封建剥削”   

2016-10-12 15:43:23|  分类: 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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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封建剥削”

针对我上一篇有关文字(《为地主制正名》),有人说:高老师,你又错了!你认为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这才应称作是“地主制”。你这样说,貌似有理,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存在一部分“不劳而获”,出租土地且收取高额地租的人。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地主”,和不能容忍的“封建剥削”。这正是你我的区别所在。

看来,所谓“封建剥削”才是问题的关键。但如何定义封建和非封建呢?总不能说凡是出租都是封建吧?比如我插队那村的支书,以前租过地主一块地,每天就给挑两担水(地主还给他一双鞋),那能算是封建剥削吗?

我想,首先要划出一条线。比如,出租多少亩土地,才算“地主”呢?有一个时期,曾经是出租一亩、两亩就算地主的。我妈妈在病床上回忆说,她在热河参加土改时就是这样。你也许觉得这太极端了吧?不,这就是事实。后来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土地改革法,才规定出有这么一种“小土地出租者”,依靠小土地出租的微薄收入,来养活孤儿寡母,他们不能算是“地主阶级”。这种情况,在过去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另一方面,不管你有多少土地出租,还要看你征收多少地租,才算是“封建剥削”?才算是“残酷压迫”、“超经济强制”呢?这似乎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似乎也应该划一条线,有一个量的规定,不能任意而为。按照抗战前中华民国土地法规定,各地应实行“二五减租”,就是减掉百分之二十五,地租就此减少到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所谓三七五减租),或三七五以下,那就不算是封建剥削了。对不对?那也是国共两党都接受了的。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因为任何人出租土地,或者出租房屋或者出租什么,你不让他收租子,借钱不收利息,这都是不能算是合理的制度规定。所以应该有一条线,这里就是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了。

进而言之,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有一份文件曾说到,“所谓原租额不得超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系指最好地来说,但因地质不同、产量不同,其租额也不能一样”,因此规定:亩产二石以上者,减租千分之二百五十,原额当为31.25%;亩产一石以上者,减千分之二百,原额为25%;鉴于华北地区一般亩产量不及二石,可知其原租额多不过在30%以下,而尤以20%上下居多了。

我们还可以引证当年一批“地政学者”的研究:当初土地法规定一般地租征收额为百分之五十,是带有假定的性质;故“二五减租”有“规定最高租额”的意味,地租超过千分之三七五者,应减至此,不及者,则“依其约定”;中国地政学会更因“对土地法上以正产收获总额为缴纳地租标准之规定认为颇欠适当”,提出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地价百分之八(即地租以地价而非以收获量为标准)的说法……

所以,“剥削”,可能是有的。例如在华北地区地租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多,这也不妨称之为“剥削”。可是“封建”在哪里呢?明摆着,它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红线,与地价的千分之八,还是有一段距离吧!

还应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涉及到“实收率”问题。是在引用我的有关研究之先,根据老的现有的书面材料所得出的结论。一般而言,“老人们”都想不到实收率问题。想不到在中国农民不但敢于对抗政府,而且可以利用他们人多势众,有文化传统支持,习俗中存在悠久的“打折文化”……等等因素,因而拥有多种手段来对付那些地主。历史上的农民并非那样唯唯诺诺,只会逆来顺受。例如在所谓农民大起义中,老人们就看到了这点。但是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就不承认他们会有所作为了。这岂不是一个悖论?

所谓“实收率”,是我打破地租研究僵局的一个“独门暗器”。大体的结论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地主收租并不能按契约上规定的那样收到百分之百。至多能达到个八成左右(《租佃关系新论》出版后戴逸曾对我说,能收到八成就不错了!这可能是指他的家乡江南一带)。表面上看,就好像明代政府收税的那种情形差不多。

结果,如黄仁宇所说,减租减息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在过去的减租中,很多都是增租了的。

所以我认为,不能以是否存在“高额地租”、“残酷剥削”、“封建超经济强制”来定义地主,因为那将带来更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应仅仅盯住土地改革的种种社会政治的因素,而把它的第一个原因,“消除封建”放在一边,从而大言不惭地说,土地改革就是为了动员农民参战支前,就是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

我的问题是:不到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或者说仅仅百分之二十上下,就可以算是“封建剥削”了吗?

如果它本不存在呢?

如果说,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回应了经君健的提议(有土地者皆为地主),那么也可以说,在这篇里就回答了赵冈的质疑(别给地主乱扣帽子)。这也许正是当初我把经君健与赵冈的不同意见,并列在一起的原因吧!

所以,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定义之争,其间还有道义上的区别

据我多年调查了解,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残酷剥削”,也不是什么“阶级对垒”。而是一种双方都同意的关系;在农村中所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都会接受都会同意的一种关系。它是传统也是市场的一种选择,概莫能外。

过去有一句话说,农民脑子里全都是地主意识,哪一个都想发家、当地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地主同佃户的关系,看来千姿百态。有的比较热,如亲邻友好;有的比较冷,如同路人,有的处于远村他乡,许多事前并不认识。他们受着一定的无形的习俗和规矩的制约,很难任意而行。其地租率的规定,只能依照当地惯习,一视同仁,而不能任意高下。我有一个在平西当中学校长的侄子,说当年有乡亲请了一个长工,规矩即由此人带来,而不能自己做主。

(脂砚斋云:一方只分冷热,不分忠奸;一方只分远近,不分好坏。妙!回到封建分权,更是妙不可言!)

就这种制度的“封建性”而言,地租制度有几个方面,天然偏向于佃户。第一,就是年头比较好的时候,各地材料表明佃户都大有斩获。如陕北杨家沟,这种丰年每十年中平均就有四五次之多。这种时候,佃户所得往往超过平时租率一倍甚至更多(史书上也有记载:“岁稔,则余数年之蓄矣,得比岁稔,无立锥者或致千金”)。这一部分是我一向没怎么强调过的。

第二,佃户交租不涉及他在土地之外的生产品,比如各种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如在中国最为普遍的,也是在后来粮食统制中受创最重的“四大坊”,如米坊、油房、豆腐坊、粉房、醋坊等等。深加工,如纺纱织布,就更难于干预了。

第三,佃户若将一般的粮食作物,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而获致教高收益,也没听说因而增加地租(我的学生读到这种史料)。

一方面,年成好时地主很难提高其地租成色。另一方面,年头不好的时候,农民却有各种理由,有各种办法和借口,向地主要求减租。这是我们在许许多多案例中,都可以看到的。而面对这种“抗欠有理论”,地主实际上是无奈其何。这和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传统有关。这一部分可以参见我的《租佃关系新论》。

如果把这称之为“封建”,也只能说是一种“远距离控制”,而非“近距离管理”。因而更接近“封建”的本意。若说清朝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地主阶级”还有什么“权势”,甚至能“欺男霸女”(这是女同学痛恨的事情之一),那无异于天方夜谭。也许,蒲松龄笔下的明朝,可能还存在不少类似的情况(参加《聊斋志异》)。我们学历史,不能不区分“时段”。

读了上一篇文章后,老友郑也夫回信说:“有地,当然就是地主。这是当然的名实关系。老兄说得清澈。”这一篇,我则希望能够进一步回答他提出的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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