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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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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补遗   

2016-04-15 17:47:53|  分类: 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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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补遗

今年的课程结束了。但是似乎还有几句话想说。

从课前准备即可看出,我们不止一次地批评了“诉苦派”。应该声明,我们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我们只是借此一层层地追踪和厘清了一些问题,如此而已。

而且我们的“对立面”(或称之为“论敌”,亦不指名道姓),已经不说“诉苦”,改称“受苦人”;不再一味地说什么“反抗”,而改称“非正式反抗”,不管这是否受到“反行为”的影响,或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之所以说到这些,缘因我们最后一节课漏掉了一段话,忘了讲:

如果说世间事物都处于一种“对立关系”当中,那么从中国古代老子的“一正一反”,到现代一般人所说“反抗”之间,是有层次,一步步拓展下来的,“反行为”既非前者,亦非后者,它可能就是其间一个层次的表现。

从“反行为”的视角,不难看到上层政治与下层社会(甚至各级政府)之间,有意无意上下相蒙,“猫腻”盛行,形成表里不一的“二相社会”,它涉及政府角色、战略定位、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决非单一“社会冲突”所能涵盖。

中国道家老子喜欢讲“一正一反”,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先后相随”等等。如此社会由“上”与“下”,“正”与“反”两方面构成,缺一不可,二者之间也有一层“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按照《老子》的说法,一切事物之内都存在着对立物和对应行为,“反行为”研究不过是把这一点突显出来:它从下层出发,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历来“自上而来”的叙述(包括史料的形成)占据了学界的统治地位,相反“从下出发”的观察是太少了——但“反行为”并不一定是站在哪一边,它也很少“道德预设”,从而留下了较大的解释空间。读过《老子》就会知道,所谓“下”、“反”一类词汇,皆无贬义;它表示的是,任何一方若有过甚之举,便可能引起相应的反弹(明清农书云:“善使长年恶使牛”,“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一项政策设想即便是“好”的,也可能引起下层的对应行为,尤其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以“误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中。

不错,在农民的思想行为中,“反”是可能有的,它们都是集体经济的“对立物”,但未必是“反抗”。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有时还十分微妙,在无处不在的“对立”状况之中,若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各种“对应行为”,而不一定是“反抗”。

“反行为”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所谓“纪律废弛”或“搭便车”,都可能造成“反行为”),即使是想“反叛”(假定有一部分人会这样想),“反抗”也不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然,在政府眼里,则可能把它(例如“逃港”一类行为)认做“对抗”,而加以严厉打击。这里显然存在不同的视角,不能强作解人,也不应随意将自己的想法当作“历史意见”。

可以说“反行为”是较为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的产物,人们没有权利“反抗”(或公开“抗争”),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在“双方互动”之中,上面的策略即置对手于一“反”字之下,而能予以简易有效的镇压,让对立面不得不承认失败。这可能是每一个当事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客观情势。“反抗”——如果有这种打算的话——正是他不能做出的选择,是一种奢饰品。

反过来说,世上存在一些关系,互相之间并没有到那样严厉的程度,在这种地方,恐怕也只能使用“反行为”,而非“反抗”(如在清朝的官场)……

参见《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有关理论探讨的最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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