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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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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主制正名  

2016-11-08 16:38:30|  分类: 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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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主制正名

最近,有一本权威的经济史杂志刊登了一篇批评文字,有朋友告诉了我。果然,我又“挨骂”了。不过,这次不是年轻的五毛,而是一个声名夙著的老一辈经济史家。而且,果然是冲着我的地租研究去的——我的经济史研究也有不少可说的了,但让人放不过的,挨骂几率最高的必定还是这个;不管吞吞吐吐,把话说透与否。

挨骂,自然心情不好。不过,说起来那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吧。人,哪能不挨骂呢。

所以我也不想说什么了。由他去吧。反正是在劫难逃呗。

不过,因为对土地问题有一点新的想法,我还是想写在这里,不算是对别人的“反批评”,而只算是“自说自话”吧。

那篇对我的批评文字在“封建社会地租率”一节的开头就说:

“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地租率不是百分之五十,而是百分之三十。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只是一种资金运作方式(按:作者指出这是引自高王凌的著作。不过,他没注意到,高从来不使用“封建社会”一类的字眼。而且所谓“只是”云云,并不是高的话;相信其他学者也不会说这样以偏概全的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是否应称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质疑。甚至直接了当地提出,将中国的传统社会认定为封建地主经济制,是一个很不幸的误判(这一句是引用赵冈先生的话)”。

在他引用我的小书最后一节中,这段话是这样说的(《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三)有关土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对于历史上的这种土地制度是否应称为“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经君健认为,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以及各种小生产都可算作“地主制经济”(经君健,1987)。赵冈明显持不同意见,他指出,对于地主一词的定义、地主占地的数量、地主经济是否占主导地位等问题,都是可以提出“地主经济制质疑”的(赵冈,1989“地主经济制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2)。

不过,批评者放过了经君健,可能是因为他是同一个研究机构的同事,而另一个则是大洋彼岸的资产阶级右派史家吧!

我则认为经君健的一段话可能更为重要,它出自“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距今已有三十年之久了。

我虽然一直没有放下土地问题的研究。但我也没想到回答这个“地主制”问题。这篇批评倒是提醒了我。

我的考虑是什么呢?

我的考虑是,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或更多)的农民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一点土地,一家三亩五亩不等;特别是在华北,没有一点土地的农民是很少的(参见王耕今的口述)。因此,有必要给这一“制度”一个说法,而不能说它什么也不是。

这些土地可能产出不高(民国年间亩产量一般不到二百斤),地租也不重(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中共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份文件指出:“所谓原租额不得超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系指最好地来说,但因地质不同、产量不同,其租额也不能一样”,因此规定:亩产二石以上者,减租千分之二百五十,原额为31.25%;亩产一石以上者,千分之二百,原额25%;鉴于华北粮食亩产量多不能高于一二百斤,可知其原租额多不过在30%以下,而尤以20%上下居多);投资的回报率也很低(邓力群当年在东北的调查),就此而言,农民手里的这点“产业”自然是不能高估的。也有了“小农经济蹦不了三尺高”的说法(毛泽东)。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呢?

如果农民需要出卖他的土地,把它作为一种金融手段呢?据说,抗战之前,华北一亩好地值一百两银元,在清末,大约是一百二十吊钱。这,应该是很高的数值了。解决一时的困难,应该不在话下了吧。农民也有机会,将来把它赎回。

而且,这样做,会不会继之产生“次贷”呢?我因此向朋友请教。也许“次贷”这个概念用在这里并不那么科学,但正如老友朱嘉明所说,提高利用率盘活资金投入使用产生积极效果!他认为,这是一个太棒的问题!只是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

进一步说吧,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长江流域,在地价之外,新的佃户还要向地主支付一笔押租,通常是地价的十分之一左右;同时那个新的地主,也要为这笔押金向佃户付一笔利息,这岂不是又要增加一笔货币的有效供给?说是“次贷”或类似的东西,也没有离题万里吧?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农民手里的那点土地,和它所具有的实际价值。过去大家为什么都爱买地呀?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如果各位看看这些年土地的出售,它的高价值和它的次贷成果,这一切还有什么疑义?近些年来,国家通过出售土地,创造了数千百万亿的“次贷”。三月份微信上有一篇文章还报道了这件事,可惜现在在打不开了。实际上。不管这些土地是属于谁的,是政府,还是私人,它本身就具有这么高的“能量”。

所以,这篇批评文字提醒了我,如果现在让我回答所谓“土地所有制”问题,我就会说:传统中国存在的是一种“地主所有制”,那些普通农民其实都是“小地主”——这样一个接近经君健的回答。

也可以说,不是只有其中一部分土地特别多的才是地主。大家都是“地主”。

也用不着学生在课上给我解释说,我们家的“地主”是冤枉的!其实他们并不冤枉。因为或早或晚,只要有一点儿土地都要归了公的,不管你愿不愿意被称做“地主”。

我们也应该指出,这是西方不存在的事物。我有一个学生,是比利时的贵族,他们那里贵族才允许拥有土地,“小农”即普通人是不允许的,有了土地就是另一个阶级(所以他很关心我的研究:中国农民怎么对付地主)。中国可是一般人都允许呀!

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传统的了不起的地方?

有批评者可能认为我置换了概念,也认为不好接受。我觉得这只能看他的悟性了。而且,许多年来,我已经不抱有希望能够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了。

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吧!各位,如果你买了一套房产。在房产证上你添写什么呢?难道不是“房主”吗?如果你有了一块地,甭管他是一亩两亩。你将来在那个土地证上写什么呢?你不愿意写“地主”,愿意写“贫下中农”,那我说你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其实,如果你生活在大清,打官司时就是称为“业主”的。

本篇是“为地主制正名”,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回答不久前郑也夫提出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应如何对待土地改革。

我的地主和地租研究经历过几个转折。一开始我是研究当代农民“反行为”的,之后两年才开始研究地租问题。我认为中国农民不是畏畏缩缩,任由别人欺压的。不但后来,历史上农民也应该有许多办法来对付地主。这是一个站在普通农民立场上的研究。但是发表以后,却被人说我是给地主翻了案!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是为第一个转折。现在发生的可能是又一个转折。这一次的转折即把许许多多的“贫下中农”都归入了“小地主”的行列。将来,还不知道得担当什么样的骂名呢!

打个比方吧,我的邻居是一个小房产主,同时也是一个贫下中农。因为他的月收入不过八千元人民币。但是,他可能不会因为戴上一顶高帽。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吧。

在一个“全民斗地主”的时代(想想这是何等荒诞),“地主”在革命以后那么多年,仍然是一个坏名词。今天我们发现,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土地改革剥夺了相当一部分地主、富农或富裕人家的土地。但是在随后的集体化中,所有农民的土地都入了社,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处置权利,包括其出卖以及次贷的权利,都被人拿走了。

我现在想,我采用的这个“地主制”的概念,可能引起很大的争议,我的意思是,哪怕一点儿土地,一亩半亩,也需要维持,需要保护,需要珍重。无论是一亩两亩,还是十亩百亩,或是更多,都没有罪。声称专在穷人一边,也许有其道理,但却有悖于中国传统精神。

当有一天政府拿定主意,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或者把一个两块地发还给你,当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就接受这样一个称呼。承认你是一个“地主”。不要客气,也不要害怕。当然,你可以坚持自称是一个“贫下中农”。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但那毕竟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我想,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个立场,所谓“土地所有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吧?

在有关“土地制度”的定义上,我倾向于经君健先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而不是与我颇有私交的赵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只是一个事后的发现,其间并无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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