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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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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教我做调研,下  

2015-10-28 10:26:37|  分类: 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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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教我做调研,下

我们的研究小组,不仅引致了“反行为”研究;直接的一个后续就是为杜老写回忆录。

1998年,我们在西樵山为杜老的回忆录通稿,其中有一段杜老说:

那时候(1953年初)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自述》出版时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这时他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当下他很不高兴。

感谢贾宝兰把这本书稿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尽管在这一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在广东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点,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老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马国川在《风雨兼程》中也写到这段)。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中几乎所有那些重大问题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以有“反行为”(杜老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呼咙”,为什么始终反对“包产到户”了。

那时候,杜老的前秘书给我拿来一批文件,都是国家领导人发来征求他的意见的,很难回答的一些问题。我也曾打算就此写一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未果)。

来西樵山来看望杜老的,除王岐山与我年龄相当外,林若、张根生、吳榕、杜瑞芝等都是老人。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下一个问题比较重要:杜润生到底是什么人物?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么?现在坊间的文字多这么说,甚至说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胜利就是某种“经济学”的胜利。对此我可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一场政治大变革,尽管表面上带有很强的经济目标;好像出自某种“经济学”,出自“知识分子精英”,——其实,无论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杜润生,在他们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包产到户”,就是他们“拱出来”的。简单说来,在集体经济时期,农民通过他们各种静悄悄的行为,一方面,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大改革——既无须“农民大起义”,也无须“知识精英”或“革命政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把产出的百分之二十拿到手中,以改善他们贫困的生活;其基本行为方式,却并不是什么“反抗”,而毋宁称之为“反行为”,一种“不反之反”……

我在八十年代的反思中,批评了不少改革派同仁,以为“我们”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大轰大嗡”、“以多求胜”、“一往无前”……其实都错啦。

但是有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或者说正确的选择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杜润生的做法,我现在姑称之为“以阴柔致天下”。

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些。直到最近,才知道“农口”的同仁对杜老有着那么多的批评,有的还很不客气。比如,有人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上,杜对包产到户另有看法。而据了解19791980年初他主持的国家农委两次会议上,杜处心积虑,包括安排安徽农委周曰礼做长时间讲话。杜老首先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没什么——多年后老同学李银河的母亲人民日报农村部老部长李克林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农村部何燕凌在座;這些人都是坚定的改革派——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

我不由得想起帮他整理“自述”时,他不止一次说到这次包产到户改革的方式,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所有那些反对者,一个都不处理,包括罢官的,也是平调,甚至调到中央来做官。

我现在才大胆把这些上升为一种“政治理念”,所以我给老朋友宋丽娜写信说:有没有一条杜润生的路线,依靠“说服”,而不至于“鲁莽灭裂”?

我后来跟杜老熟了,每每想到,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杜常常被视为“经济学家,他好像也认同了。做事有分寸,不越界,讲究保持其党内和部门内的“发言权”。与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可能有人会为此轻视他,其实他极富政治头脑。要不怎么说他是某公的左膀右臂呢……

所以我的老同学、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的王沅说:杜老不仅仅是个经济学者,而是一位通达的政治家。

当然,日理万机,人也不免有操作失误,在有些地方(如经常把秘书抛在一边),杜也像他的老领导邓子恢。在我看来,对杜的认识,很多人还不如李克林。

不再能向杜老当面请教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今年启动的“统购统销”研究,通过它我明白了杜老和邓子恢为什么持有不同意见;也重新认识了“新民主主义”,深化了以前的研究,还发现了“去货币化”的大问题……

传说杜润老曾经说,他这一生是无悔的。很可能吧。但我还要说,历史是很难写的,现在的“大数据时代”要求收集“全元素”的史料,而非经济学之剔除其他,一意寻求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杜老就曾私下跟我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不是过于成功,反而阻碍了其他路径的选择?这样思考问题,就很难能可贵了。
凤凰网历史频道2015.10.12(文字有小的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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