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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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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1748年,变革的休止符(下)  

2015-06-24 11:36:42|  分类: 清史与乾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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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1748年,变革的休止符(下)

更大的手笔出现在流通领域。乾隆前期,对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做了重大调整。从历史上看,储备政策的目标,本应是救济灾民,稳定物价。就国家统治者而言,也可以稳定压倒一切,避免饥民叛乱,然而这一良好的初衷却在执行过程中屡屡被扭曲。其一,统治者将储备粮视作一种静态的资产,当赈而不赈。其二,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粮食流通体系梗阻。政府、百姓、粮食供应商组成了一个物流体系,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梗阻,都会导致粮价异动。而在粮食形势趋紧时,粮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会闭籴,但这要受到粮食购销企业本身经营规模的限制,在古代还很少有能够影响全国粮食市场的私商,而一般地方性的大粮商,也会顾忌到相邻地区粮商会否乘虚而入挤占本地市场份额,故而断不会将闭籴进行到底;而恰恰是以本地田赋和人口为唯一考量(这也是古代官吏政绩观的约束)的地方官员,最敢于无视市场力量,坚决闭籴以确保本省供应,以邻为壑,独善其身。这些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王朝的老大难问题。

乾隆准备碰一碰这个钉子,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乾隆初年的粮食储备规模超过三千万石,是雍正年间的三倍之多。时人的说法是,从前只是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出面赈济,小灾则全靠乡里互助调剂,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这当然是不小的发展成就,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与今天类似,清朝储备粮亦分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两种。其中的中央储备主要为漕粮,起运贮存在京师,满足宫廷、政府机关与军队使用之余,可以下拨赈灾(即所谓截漕)。但就数量而言,中央储备常常远水不解近渴,还需依赖以常平仓为代表的地方储备。按照国家财政安排,这些地方粮库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逢灾年则发放给困难户。这里就存在一个国有粮食企业的最佳收购规模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政府手中无粮,心中发慌,赈灾底气不足;但设若政府收购过量,多收了三五斗,国家储备多了,市场供应就要紧张,便要在物价上反映出来。更何况,在永不加赋这一财政预算硬约束条件下,总税收基本是锁定的,各类开支也就很难随物价变动而增减。而粮价却是随行就市的,特别是乾隆初期,出现了长时间的轻微通货膨胀。如此一来,粮食的收购、保管,就是极大的问题,这是自汉代设立常平仓以来两千余年未尝有过的复杂局面。到底是藏粮于民,还是藏粮于国?以什么价格、何时购入?以什么价格、何时卖出?国有粮库能否做到顺价销售?为防止谷贱伤农,是否采取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一旦出现亏挂账,国家财政是否埋单?新粮与旧粮之间如何配比?储备粮怎样轮换以做到推陈储新?在这一进一出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粮耗子如何惩治?这些问题很快摆到改革者的面前。

乾隆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国米价上升,部分地区甚至发生了抢米风潮和大批群体性事件。皇帝本人亲自写信给各省督抚,命其陈奏米价腾贵缘由,各省督抚相继发表见解。就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而展开如此大规模的高层研讨,在当时并不多见。除了甘肃巡抚认为该省米价上涨系收成欠佳所致外,官员们指出了导致粮食流通不顺的诸多体制因素如人口增长、国家储备规模过大、收购速度过快、强买强卖、贪污亏空等等。不久后,粮食新政逐渐偃旗息鼓。

今人评价两百多年前这位皇帝的这番折腾,常语带嘲讽,嘲笑他如此不自量力,试图对偌大一个帝国进行数目字管理,妄图在那样一个贫穷的物质基础上开展大政府的实验,而几乎是同样的一些问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在困扰着中国的执政者。这些评论,同样是一种时代意见。那么,当事人自己的历史意见是什么?乾隆新政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高王凌先生给出了他的答案:回向三代。

三代之治,是传统儒家政治理念的理想类型,也是历代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标。它也可以说是康雍乾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理想。所以乾隆在接班之初就曾高调表态,重申乃父遗训: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从儒家治国理念来说,回向三代至少包括封建、井田、学校三项,分别关涉政治、经济和文教三项根本制度。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清代始终未能放弃严苛的压制性政策。焦点就集中在封建与井田两项。

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按照钱穆先生的思路,井田是封建制的基层机制,分封-世袭-推恩则是封建制的顶层设计。这个设计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地方自治、国际联盟及一套国际法准则(如弭兵大会即裁军谈判)。但它如同下棋,起初只是布点,不意从上而下的层层分封很快几何级数发展到星罗棋布,从下往上的农民自发开荒也很快实现了农耕对游牧、中原华夏向周边部族的围剿,起初在土地无限供给情况下的无限分封竟很快达到了极限,封建格子就此胀破。于是,战国时追求的就不全是国际维稳和均势,甚至意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对地图上的增量部分转而采取中央直接派员管辖的方式即郡县制,把各大根据地连成一片,也即由封建到郡县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出于集权的需要,清帝都不打算恢复封建,但确曾动过恢复井田的主意。乾隆初年,黄宗羲、颜元等人都研究过如何从地主手中收田、限田以至于达到均田、井田的方法。乾隆也曾主持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要求大臣就历代均田、限田政策的执行效果发表看法、分析利弊得失,对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不均、消灭两极分化提出政策建议。讨论趋向深入,皇帝也回到现实: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于是,他开始在保护业权与保护佃权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发觉无法在土地制度上取得根本突破,转而劝谕业户减租减息,以改良租佃关系。直到最后,把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作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抓手——虽不能恢复井田,平均地权,但通过扩大政府职能,推动一些具有普惠性质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措施,以期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

乾隆当然不会意识到他的王朝将成为帝国的终曲,但他的回向三代、追比先贤、希望创立不朽功业(晚年自诩十全老人)、实现一个帝国所能想象的最伟大复兴的梦想,却如落日余晖一般,耀眼而短暂。乾隆十三年后,这个颇具雄心的皇帝逐渐倦于政事,罕有提及什么宏大叙事、社会关怀,从理想之巅峰直入心灰意懒之谷底,更不免性情乖戾。他愤懑于君臣、君民不能同心同德,政策传导、执行和落地的过程中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猫腻。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空有尧舜之志,却生不逢时,面对的是一群假公济私的贪官和顽劣不化的暴民。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丧气得很!他大抵也懂得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所以乾隆一朝诛杀贪官、整饬吏治倒也算得上风生水起,可王朝败象却总不见改观。

帝国基本制度的变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画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现代转型的门槛上,为什么没有继续走下去?这是向市场自发力量的投降,对自然趋势的顺应?还是形势比人强,另有难言之隐?不管怎么说,这多少令人遗憾。皇帝此后终其一生对此保持缄默,不作任何解释,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伏尔泰在诗作中抱怨道: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儿回声。

佚史氏曰:最近洒家受到一点批评,其中之一就是(成天)“钻故纸堆”。也因此时而把这些话调出来,读上一读,不是把什么“恩怨”记在心头(切切不可),而是切实好好反省。特别是“名利心”,是没什么好辩驳的,而且不靠说,只靠实作。

不过,我还是不能免俗,不想把什么盆子都扣在自己头上。自思一生(目前为止)的“学院式研究”有三大块,一是地租问题,一是“反行为”,一个就是这个“乾隆”(十八世纪),前两个不说了,如据(素未谋面的)曹东勃先生所说:高某“擅长借古喻今,读他的书,总有一种在不同时代间穿越、相看两不厌的阅读快感。他对于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政策的强烈问题意识总不时跃然纸上,这恐怕与其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政策研究与实践过程不无关系”。算是为我的一种“辩解”吧。

至于所谓“人口的持续增长,在中国则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放松的产物”,鄙人素来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从政府或政府政策方面得到解释,今天依然(详说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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