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高王凌的博客

重释传统

 
 
 

日志

 
 
关于我

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网易考拉推荐

从乾隆晚景看西方对中国的轻视和鄙夷,下   

2015-06-17 11:26:49|  分类: 清史与乾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从乾隆晚景看西方对中国的轻视和鄙夷,下

历史机遇之惑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两广总督郭世勋报来一份译成汉文的英国商人呈禀,皇上阅毕,龙心大悦,原来素未建立关系的英国国王,要派遣使臣马嘎尔尼前来祝寿。

一次“礼仪之争”已然开始。马嘎尔尼一到天津口岸,负责接待英国使团的钦差大臣、长芦盐运使徵瑞就被反复叮咛,“应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各藩属国到天朝觐见进贡,不只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如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寿,自然应遵守天朝法度”。

一直到热河,双方还在争执礼仪问题。最终议定,按照谒见英王之礼,单腿跪地觐见皇上。按照高王凌的理解,这在以前有过先例,即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巴哲格使团关于礼仪的记载,即与此类似—中方指明对方所行乃“三跪九叩”之礼,葡方仅说是“按通常/平常礼节行礼”。

不仅如此,在高王凌看来,所谓“礼仪之争”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在热河,似乎它为一种更和谐、更祥和的整体气氛所掩盖。在《乾隆起居注》中记载,这一天(1793917日)英国使团与皇子王公、文武大臣、蒙古王、青海郡王和缅甸国大使一同“行庆贺礼毕,是日驻跸避暑山庄”。不过,到了23年之后的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阿美士德勋爵访华使团,却因为拒绝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被驱逐出境。

出使之前,英国国务大臣敦达斯曾给马嘎尔尼七点建议:第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第二,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借地或者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期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第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第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的市场;第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第六,要求向北京派驻使节;第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923日,乾隆发布了两道重要的上谕,分别针对马嘎尔尼提出的要求作出响应。《清实录》中,记载下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巳卯日乾隆写给乔治信的来龙去脉。

那天乾隆对军机大臣说:英吉利国的表文已经译出来了,都是些“究属无知”的要求,只是“该国王俱表诚恳,非若使臣等自行禀请之事,可以面加驳斥”,因此,乾隆才“颁给敕书,明白谕驳。”不仅如此,这两封信的内容基本是重复的,为什么会发两封内容基本重复的信呢?在第二封信中,乾隆自己说了理由:“恐尔使臣等回国后。禀远未能明晰,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就是说,第二封信是就着乔治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乾隆皇帝对此逐一驳斥。因为恐怕使臣说不清楚,所以写成敕书。

后世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失去了一个“机会”,并最终导致了40多年后“不幸”的鸦片战争。高王凌并不认同此说。“设想当时中国即与英国建立现代外交关系暨开放五口通商,只是一个凭空的想象。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任何这样的打算,一切将从何谈起。这样不顾当事人想法的‘客观-唯物’,岂不恰恰成了‘主观-唯心’?”

不过,马嘎尔尼出使却成为西方对中国人认识转变的关键事件。原来,使团回国后出版了多种游记,使得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象都产生了逆转。“对于英国知识界来说,这是一个观念史上的坐标。与耶稣会士所说的相反,一个迟钝、落后、破败不堪的中国形象开始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与此前孟德斯鸠等人著作中消极的中国形象相互印证,使得西方的中国迷梦很快转化为厌倦、轻视和鄙夷。”高王凌说。

乾隆常担心后代“倘遇庸常之主”

时代周报:在书中,你提到乾隆晚期并不是真正的衰败,其主要的特征只能说是“潜伏危机”。这一观点和其他史家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高王凌:步入乾隆最后十年,国家的政治重心又一次转移,此时“南巡”不再,“文字狱”也悄然落幕,几乎一切都让位于防范和镇压“邪教”。后世的学者,很多正是从18世纪末叶的内乱得出乾隆晚期衰败的结论。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走到了“尽头”,或是人口过剩到较为严重的地步,那么首先发生的,一定是粮食供给的紧张,它也必然会有多方面的表现。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乾隆末期的两个事实:第一,仅就经济本身的情况来说,这一时期虽然不如前一阶段,但仍在前期的发展势头下和处于相应的发展之中(我书中有图标),其所遇到的问题,当是发展中的问题。这意味着,所谓的人口太多,民穷财尽、经济全盘恶化的传统观点是不对的。

第二,乾隆中叶以后,政府常有库银8000万两左右,每年财政结余尚有500万两,正是如此,乾隆最后的十年几乎每年政府都有免除钱粮,这说明政府的财政能力没下降。一些学者批评乾隆对金川、缅甸等地用兵花费过大,但有研究得知,朝廷经费的总消耗量,即便在其状况最差的最后时期,也没有超过政府一般性开支的5%。实际上,政府税收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率也很低,大约不超过5%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我并不认为乾隆末期即是所谓的“末路”或者“全盘衰落”。我以为对于白莲教大起义应该从其反面寻找原因,譬如宗教。另外,嘉庆初年为平定白莲教,数年之间,耗费了库银2亿余两,这才真正花光了乾隆朝七八千万两的国库存银。

时代周报:从《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再到《乾隆晚景》,你的乾隆三部曲算是写完了,怎么评价乾隆皇帝这个人?

高王凌:乾隆是个爱表露心迹的皇帝,这点他和康熙、雍正有很大不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把自己的意图说出来。从我个人研究看,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乾隆,都在践行一个自己的理念,他要成为“一代英主”。

乾隆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持盈守成,艰于创业”。在潜意识里,乾隆有这样一个想法:到他这里,清朝自康熙、雍正起已经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经前无古人了,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我以为,乾隆的很多作为,都是从这点出发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采用“非常规”的措施大兴文字狱。

时代周报:三部著作中你都提到,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共时现象”,即人口增长和政府职权的加强。如何理解?

高王凌:研究18世纪,一般以人口开局。首先,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

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政府权力明显加强,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18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整肃吏治”,以及“反贪污”这几件事。这种说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据说,以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这样看来,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此外,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20世纪(而不仅仅是19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佚史氏曰:《时代周报》(2013-09-27)这篇报道,我是最近刚刚看到的。其重点与小书或有不同。不过,历史中常存在这种“转折点”,而并不是“线性”的“一往直前”,或由什么“注定”的。类似的还“不知道”的文字,也许还有,甚至稿费来了,却不知为什么的事,也在所不免,一笑可也

  评论这张
 
阅读(6493)| 评论(17)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