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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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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晚景看西方对中国的轻视和鄙夷(时代周报),上  

2015-06-16 15:05:37|  分类: 清史与乾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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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晚景看西方对中国的轻视和鄙夷(时代周报),上

       摘要:马嘎尔尼访华回国后,一个迟钝、落后、破败不堪的中国形象开始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与此前孟德斯鸠等人著作中消极的中国形象相互印证,使得西方的中国迷梦很快转化为厌倦、轻视和鄙夷(2013-09-27)。

 

乾隆命宫廷画师绘制的《万国来朝图》(局部),后世多认为乾隆年间错过了英国使臣来朝的开放国家的机会,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高王凌对此持不同看法。

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63年零4个月,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乾隆虽自诩“十全老人”,但在传统的史书中,一提到其统治的晚期总给人沉沉暮年之感。

这个时候的清朝,一边是骇人大案频发,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孙士毅贪腐案;四十六年甘肃捐监粮骗局案从总督勒尔谨到主持捐监的王亶望(此时已从原来的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省巡抚)、蒋全迪(兰州知府)、王廷案(案发时任布政使)及全省州、县、厅的所有官员全都有所染指;五十一年两广总督富勒浑案发。另一边,则是各地起义不断,典型的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湖南、贵州苗民起义及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起义。

“这成为他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在新著《乾隆晚景》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高王凌也坦承。

不过,作为“乾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乾隆十三年》和《马上朝廷》),高王凌似乎又为我们展现了乾隆晚景的另一面:作为皇帝的乾隆仍旧老辣、高压地对付贪官污吏;看似动乱不堪的社会仍在前期的发展势头之上并处于相应的发展之中。至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接见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礼仪之争”显然被后世史家不适当地夸大了。

“南巡”的终结

与雍正完全不同,乾隆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这一点更像他的皇祖康熙。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150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66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秋荻木兰52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8次,南巡江浙6次,巡幸中州1次,西巡五台山6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10余次。

乾隆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不但在260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难怪当时有朝鲜使臣称清廷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

乾隆曾在《御批纲鉴》中针对“宋主微行”写道: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换言之,在乾隆看来,巡幸被视为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

“南巡”同样是效仿皇祖。所谓“南巡”,是到江浙一带巡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从北京出发,当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6000里,所需时间大约110天。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之地?虽然乾隆自身一再强调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打算通过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实际情况。但在高王凌看来,南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江浙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在清朝科举取士历科中举之最,而且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正是如此,在皇帝心目中这是个“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南巡还有一个为今人忽视的目标,即它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清初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汉人注意清人的强势武力。”南巡的筹备属于“旗人事务”,汉人一般不得参与,而且它完全按照围猎的规则来安排……皇帝不但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马上皇帝,还命令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

按照高王凌的理解,乾隆朝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乾隆初政,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是乾隆中期,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是“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从所谓“养交兼施”、“先养后教”的宗旨出发,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即《乾隆十三年》)里,政治的重点集中在“养”上,而在其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可以说它就转向到了“教”上(《马上朝廷》一书所言),到了第二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

不仅“南巡”折射出这一变化,“文字狱”的高潮迭起也是最好的明证。有统计显示,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次以上。

四十九年之后,乾隆已经74岁了,终于没有再南巡。

废弛和贪纵之谜

出了和珅这位后来中国历史上头号贪赃犯,乾隆后期的统治总被人与吏治败坏、政事废弛联系在一起。

和珅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的“议罪银”制度积极推行者,照此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以增加皇室的收入。就此,乾隆末年在北京的朝鲜使臣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珅,莫不侧目唾骂。”

高王凌亦总结其时贪腐呈现一些特点:“乾隆中期以来的贪污案件,其贪污款项已大大超过以前,所谓大案已经从几万两猛增到几十万两乃至上百万两;贪污已经从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一旦有人犯案,其上下左右就有一大批人露出贪官的面目。大计、京察、弹劾机制等监察体系,则很难冲破贪官污吏所结成的保护网”。据统计,乾隆中后期20多年间,包括云贵总督李侍尧、闽浙总督陈辉祖等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

按照通常的理解,此时的乾隆被和珅蒙蔽、昏聩而不自知,俨然是一个“昏君”。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乾隆晚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乾隆五十一年,孝感发生旱饥,县民刘务孝等借贷粮食不遂,搬抢谷麦,被捉获拷问,23人遭活埋。对此,乾隆十月辛丑谕:“此事大奇,殊出情理之外。上年湖北省被旱成灾,朕轸念灾黎,叠经降旨,蠲赈兼施。该督抚等,于赈恤事宜开销帑银至五百余万两。乃督抚以及布、按不能实心督率各属妥协料理,俾灾氓均沾实惠,以致有贫民乏食,抢夺米粮之事。居民竟敢纠众逞凶,活埋生命,至二十三人之多。似此凶残不法,何事不可为?乃该署县秦朴经巡检禀报,既不严速查?并不通行详禀,有心讳匿。而该管道、府及藩、臬、督、抚等,亦俱置若罔闻,竟同聋?是该省吏治?冗,废弛已极。原任湖广、现任云贵总督特成额著革职?问;永庆、王廷燮亦难胜藩、臬之任,俱著革职?问;知县秦朴,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其该管道府,一并革职拿交刑部治罪。近年各省督抚,遇有交部议处降革之案,朕因一时乏人,多有从宽留任者。伊等习以为常,不知敬畏。此即水懦,为朕之咎。”

这样的上谕,书中引用为数不少。从中不难看出,此时年逾八十的乾隆对政事的废弛了然在胸。其实,对官员的贪腐晚年乾隆亦十分明白。在《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中,乾隆就明确指出,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乾隆一朝诛杀贪官、整饬吏治倒绝对是风生水起。最典型的案例是乾隆二十八年的湖北官场倾轧案。此案中,乾隆皇帝凭借自己的记忆,发现案卷中疑犯的姓名与两年前的另一案件中开释盗犯字音相同,猜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结果发现前案中,湖北按察使沈作朋为打击归州知州赵泰,宽释盗窃罪犯张洪舜、张洪贵兄弟二人,并连同汉阳、黄陂知县指使二人诬告赵泰“滥刑妄断”,并将赵泰参军流放。调查之后,地方官僚中涉案者,几乎被一网打尽。

此前,乾隆五十七年的浙江巡抚福崧、两淮盐运使柴桢侵挪国库案—挪用白银二十二万两,乾隆同样采取了“诛杀”。

在高王凌看来,其实乾隆对和珅同样“目光如炬”。乾隆曾召见枢臣于万寿山,谕和珅:“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随同列衔。今阿桂身故,单挂汝衔,外省无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称汝师相,汝自揣称否。”然而,对于无才无德的和珅,乾隆一直宠眷有加。“皇上之待和珅,似又以‘俳优弄臣’目之。”高王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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