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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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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 ,三  

2015-01-21 16:05:31|  分类: 清史与乾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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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 ,三

为什么说十八世纪中国处在“现代化中”呢?对此我曾借鉴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首先是法国学者年鉴派大家布罗代尔,他提出,当时世界上存在几个罕见的“共时现象”:第一,表现于人口增长(我们现在发现,不应把它视为纯粹的社会现象);第二,表现在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在“加强政府”(这明显的是一个政治因素)。而在我看来,当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较欧洲更是不遑多让。可惜的是,当时西方的做法,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表现,而中国,对不起,依然被认为是“封建专制”。

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借助美国社会学大腕斯科特,特别是他的《国家的视角》。过去,我对这点强调得不够(特别是在《乾隆十三年》中)。在一次采访中我曾经说,《国家的视角》这本书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从二十世纪说起,强大的国家干了多少愚蠢的工程。其实真正的用意,是讲二十世纪以前两百年,世界历史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是一段大历史,一种历史观。我也通过在美国的弟子,帮我印证了他的这个想法。

这在清代十八世纪,表现为政府大规模投资,兴建各种工程。第一个有名的是修运河,到乾隆时,加上治理淮河。有一个省级官员就修治了黄淮十几条支流。还有,治理直隶的永定河,浙江的海塘,金沙江通川水道;以及修建承德,修建圆明园,在全国各地重修城墙;各地修筑粮库,搞大仓储(在外国学者研究中,中国的粮食仓储,当时欧洲连想都不敢想)。这些行为,只有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与之一比。此外应该强调的,是画地图,或可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国也曾一度领先。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就说二十世纪我们中国无数的事在十八世纪都有了,比如说解放贱民,取消人头税;甚至清政府曾经想搞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行均田制或井田制);以及减收田租,等等。

此外,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大政府”现象,其趋向的一起一落,也与十八世纪“若合符节”,岂不可以说是带有“现代性”么?其实,我们利用所谓“政府”这一条线索,即可解释大段的历史。换句话说,中国今日经济上的成就,用技术的角度来看(黄仁宇语),并没有远离了清代——依然是特别依赖政府。

所以,我只是借助国外的“理论”,并非一切都从外国而来。比如说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从人口问题的发现,到土地开垦政策的改变,全面发展政策的提出,粮政的展开……(参见《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这些历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又“复活”了,我们也才重新认识到清人的努力和他的现代价值。这些都与我的“当身经历”(如插队生活,对农村改革的关注,等等)有关,而不是“爬格子”就能得出的,若身处外国,没有这些经历,就不可能悟到。

关于“学术立脚点和契入点”,也许我还应该多说几句:所谓“立脚点”(立场),是指研究主体所站之地位,“契入点”(切入点)是指其研究之对象。我选择的切入点是十八世纪,这是人人可以不同的。但是立脚点就不是这样,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构筑在“新文化运动”之上的,也可以说是站在一百年前的立场上来看中国,那当然就很黑暗了。自上世纪初以来中国即面临着日本和俄国两大外敌的侵略,灾难不断……可是一百年过去了,尽管面对了那么大的似乎难以克服的绵绵不绝的困难,中国岂不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尽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种新的现代史观,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不再感到那么悲观。好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路下来,没有止境。我想,如果能够拥有足够长的眼光(比如长到九十年以后,到二十一世纪),就可能眼前一亮。换句话说,“切入点”各位可以自由选择,但如果能放在十八世纪,如我与许多美国同行(如史景迁、罗威廉等等)那样,如果,再有一个好的“立脚点”,能够把它与今天贯通,就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近百年以来,时代的主流到底是什么?黄仁宇主张,阅读历史需要一种积极态度;钱穆以为,它不应该视为“救亡与谋生”。古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云:有正就有反。有善就有恶。我们不能只看其一面。如此说来,中国现代历史的“正面”是什么,“反面”又是什么?对此我们也许都应该有一个新的态度。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也就是我想献给大家的一点想法。也是我的所谓新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

 (编者注:作者原拟标题为《衡量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中华读书报》总第3772014.12. 17(文字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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