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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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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应该有一个好的切入点,二  

2015-01-13 14:58: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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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应该有一个好的切入点,二

按照罗威廉的说法,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些什么呢?依我所见,主要就是在所谓“户政”名目下的那些。如“垦政”、“农政”、“粮政”等等。不但具有当下,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甚至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政策导向有着莫大的关联。

例如,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年,康熙皇帝首次提出,中国内地已无土地可以开垦,三十年后,他的孙儿乾隆皇帝对此予以重申。有学者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中国难道就没有可垦土地了?没错,可垦土地还是有的,一直到现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都不断有新的土地开垦,但都是“边际土地”(宋国青语),成本越来越高。在清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都靠土地开发,于今靠不大住了,要在土地开垦以外考虑经济发展的办法,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为此乾隆时总结出一套新的想法,即《周礼》所谓“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田里树畜”,应予并重,“何一非资生养赡之术”?

其实,就是一意“督垦”的雍正皇帝,也提出了应当重视多种经营。同时,清廷倡导发展农村工业。这就形成了两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不可小觑清代的手工工业,它分布于全国各地,同时,又在江南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传统工业区”(1987年我在美国首次发表了有关文字;近年能到苏南走一走的人,亦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它成为清代许多地区发展的榜样。清代末年,正是在这一地区,传统工业实现了向现代机器工业的“华丽转身”(参见荣毅仁、费孝通家族的例子),其间并无什么制度性的障碍。

清代乡村工业不但满足了中国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工业需求,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供出口,比如蚕丝、茶叶、瓷器,以及突飞猛进的棉花棉布生产。棉花不但成为粮食之外的第二大农业产出,棉布也成为当时最大的工业产品。因此我曾表示,把它视为“棉花革命”也不为过。

这些历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又“复活”了,而且经历三十年之久,才走完了这一过程,我们也才重新认识到清人的努力和他的现代价值。

清代经世学派讨论过的问题,还有“粮政”和“政府作用”(罗威廉所谓“大政府”)等重大问题。

今人不够重视“粮政”,反而把“荒政”作为了研究的热门。其实,饥荒很少发生,也很少需要朝廷出面处理。看一看那些著名的案例,大多发生在运河沿线,如江苏、山东、直隶等地,其他中南、西南省份,几乎就“视而无睹”,便不难明白(开个玩笑,那里可谓“大明”而非“大清”的天下)。而“粮政”,则涉及所谓“拯救穷人”这一“清代施政的一个主要任务”(罗威廉,页435)。当然,荒政与粮政多有交叉、重合之处,特别是在仓储上。这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某些研究者仍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意在抹黑中国文化(可谓“诛心之论”,一笑)。

在仓储上,中国历来存在两个倾向,一个是古来的“余一余三” 之说(即所谓“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必余三年之食”),一个就是后来很多王朝的做法,政府很少插手,几乎放弃了这一领域,而“无作为”,明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7年黄仁宇曾送我一篇台湾学者的文章,我很遗憾始终没能写出一篇“回应”)。这些在清朝都有所表现。

清朝处处与明人作对,亦颇有与之比对的想法。如对穷人的态度,如对士大夫阶层的做法,等等。这在粮政上有着突出的表现。其主要目标不是救荒,而是济贫,是“勿使一夫失所”。是乾隆皇帝企图“回复三代”,做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的想法及其具体实践。

这就是我特别重视清人努力的原因之一,尽管最后未能成功。罗威廉也引述了我的意见,视之为“一个理想的追求”。这中间,还涉及政府角色,以及政府干预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罗威廉,页302等)。这些,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的故事,也使它带有了一种警示的意义。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才发现,在粮政上,过去以为是“买粮难”(官价打不住),其实还有“存粮难”(损耗巨大),还有,几乎所有的官方数字都不可轻信(皆可以作为“二相世界”的最佳例证)。而且,这些问题也都存在于我们今天。过去大家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好高骛远,不谙世情的“小年轻”,通过我弟子的研究及所掌握的档案史料,才发现他早就了解下情(例如有地方大吏提供了来自县太爷的报告),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构成了一个多有意思的案例!

有人认为,近三百年学术史没有把陈宏谋当回事。我认为,那不过是因为早期的学术史比较重视“理学”、“经学”,而非“经世之学”。重视“士大夫”读书之学,而不认为“国务院系统”(所谓六部)还有什么实学。这里也有时代的原因,不能徒怨古人。不过,也有老辈学者如刘师培即曾提出:清初陆世仪讲学苏松间,阙后吴江陆耀、宜兴储大文、武进李兆洛,皆闻世仪之风而兴起者(《清儒得失论》)。钱穆也认为陆世仪而非颜元、顾炎武等,才是清代经世学派谱系的第一人。为此,我的弟子也分别研究了陆世仪(余芬)、陆燿(苗华国)。现在清华则有一位弟子正打算写作“清代经世派的谱系”(文斯)。

当然,在我的笔下和罗威廉的笔下,这些故事是不尽相同的。这不奇怪,也许这样才更有意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救世》与《乾隆十三年》特别是第二第三第四章的目录)。其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罗威廉并非生活在中国,也没有我的那些农村经历。而在我看来,学问并不是读史料,“爬格子”得来的,恰是出自学者的“当身历史”(凡属这样的地方,“同意”不难,“领会”则不易)。罗威廉也大量的引用了我,全书不下数十处(例如,他提及人口对策,说高王凌有着特别系统的讨论,页263;对所谓“家给人足”,说高的注释非常用心,我很同意这一点,那就是这个经常被提及的习语决不暗示任何自然经济状态下家庭的自给自足,310;对清朝政府的经济目标,认为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和其他著作中对此事的讨论令人信服,408;高在他的著作中对(乾隆十三年有关粮政的)决策的意义有恰如其分的分析,413,等等)。

当然,我也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罗威廉引用我的文字,大多是在上一个世纪的作品,而没能收录近十年的成果。这使《救世》这本书看起来,就似乎“又迟又早”,“既新又旧”。这特别表现在他在“导论”和“结论”中念念不忘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以陈宏谋为代表的一个经世学派?

他想从一些老派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又不能满意。其实,这问题在我们今天来看就很清楚:就因为十八世纪之际中国正在实行“现代化”(虽然没能成功),这任务太艰巨太困难了,它完全超出了当事人的想象,也需要寻求各种各样新的“知识”。这就是我说《救世》杀青早了一点的原因,当然,罗威廉的研究开始于三十年前,没有理由再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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