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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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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研究中的数据史料问题,三  

2014-06-12 10:44:12|  分类: 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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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的数据问题

当代数据史料的问题,与以前相比,在表现形式上是有了很大区别,如农业上的这些数字,跟增税没有了关系(近年反而取消了农业税),却跟地方官员的所谓“政绩”联系到了一起,所以也就有了新的“造假”的可能。

前两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先生写了一篇关于“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的文章:《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200811月),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我不那样看,至少,我很赞同他的结论:“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尽管他只能利用官方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读报告后感觉中国的粮食供求更紧张了)。此事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议。

其实官方统计是一套“无法质疑”的数字,所以我们只能“被知道”官方宣布的10,000亿斤的年产量(据说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015亿公斤),每年的消耗量以及如何是消费的,就不大明了,至于国家的粮食库存数字,就更可以说是“秘密”了,甚至连高层领导都不能准确把握。据报道,在2008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说存粮是在3,000亿~5,000亿之间(好大的一个差别);2009年一位副总理表示,要彻底调查了解这一个数字,据说最后只是“自查”了事。

问题还不至于此,茅于轼研究的又一个结论是说,中国不必预设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这就涉及到又一个大的问题:中国耕地到底有多少亿亩?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官方统计都宣称中国耕地面积是16亿亩左右。前些年好像做了“航测”,数字被提升了,大约达到了20亿亩。但把这20亿亩“分配”给哪一个省,那一个省肯接受呢?现在这个“18亿亩红线”,又引起轩然大波。而政府官员陈锡文宣称,实际耕地面积是有23亿亩。到底是多少呢?仍然不清楚。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一次,碰到的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口数字。

据官方公布,自1999年人口调查以来,到2007年底,中国人口达到十三亿二千万,八年时间仅增加了三千万,——如果我们相信这套数据,是否在“乐观”之余(面对“计划生育”的“成就”),就应该“担心”:中国不久就要如同现在的韩国,走上法国的老路,开始人口的“负增长”了?

因此,美国学者易富贤在《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大风出版社,香港,2007一书中断言,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将不到五亿,二百年后,将只有一亿。这将带来怎样的问题?又有几个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一个“事实”?

当然,也有少数人不接受这样的统计结果,认为中国人口早已超过了所谓“十三亿”(反反复复讲了八年了),甚至达到了十五亿以上(高王凌:《人口众多,何罪之有》)。但这样的说法,恐怕就很难得到正式统计数据的支持——到头来,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到底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地面积,和有多少粮食产量!

这样一些数字,过去传统政府都是(如明代、清代)不大了解的。我从年轻时即致力于数据史料的研究,也曾有点“看不起”古人:难道连这些最基本的数字都不了解?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古人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所以他们并不打算把这些数字完全摸清(如清代头一百年对人口数字的态度);在很多方面,也宁肯“留有余地”。但我们呢?我们——今天号称“现代社会”了,这些都是管理国家的基础——又“进步”了多少?

在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的数据史料,历来存在两派意见。一派倾向于把它视为现成的统计数字,拿来就排比计算,特别是在“计量学派”的眼中。一派则主张先要弄清它的内涵,“综合”之后,再作“分析”,代表人物有黄仁宇(参见《黄河青山》);而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何炳棣(参见《中国人口研究》中《丁的内涵》一章)。施坚雅则因中国数据史料的不大可靠,一度转向日本史研究。这,可能也使美国许多“年鉴学派”的追随者,大为丧气。

我本是学经济史出身,“出道”不久,在1980年代初,就因研究清代耕地、人口数据问题,而受到老一代学者的称赞,包括我写的关于清代人口的“考据性”文章(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77111)。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际交流会上,我也曾跟哈佛大学的同仁表示,中国的耕地数字“不具可比性”,“没有使用价值”(这无异批评了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核心论点)。

不错,中国拥有丰富的数据史料,但如何对待这些数字资料,如人口、耕地、粮价、亩产量,……以及地租额等等,却不是什么简单的问题。我初遇这些问题,也不免有许多疑惑,后来才发现,把它们想当然地当做一种(现代的)“统计资料”,拿过来就“现炒现卖”,作纯“理性”和“科学”的理解,恐怕并不妥当。对于这些史料,必须深入它的内涵,如果不能破解这层意思,我们历史学家可以说就没有尽到责任。

现在中国已是一个现代国家,“理应”把这些数字都弄清楚了的。遗憾的是,我们仍面对了一笔笔“糊涂账”。我们面对的,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有自己一向所主张的学术方法,所以,当那些朋友对我说,相信官方的数据吧!不要再说中国有很多人口啦(如13亿以上)!诸位,你们就可以理解我是多么的“尴尬”。

所以,我与友人的分歧,一在是否“从事政治”以及“上奏摺”从政,一是在思想学术方法上,也有“立场”的不同,而不得不予辨明。

盖对那套官方统计数字,有人“信而不疑”,我却很难做到;而我的“看家本领”之一呢,又是如何破解这些“(数据)史料”,要我放弃一贯的立场和思想方式,怕是就不那么简单。

如何“勘破”史料表层以下,是欧洲社会科学同仁正在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风行一时的欧洲考据学——“兰克学派”——的一大反动,我在2010年访问法国高等研究院时,对此曾有较深的体悟。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法国人与中国学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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