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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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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破除迷信的盛会  

2014-05-29 10:50:45|  分类: 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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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破除迷信的盛会

腾讯报道:56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会研讨会”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行,茅于轼、林毅夫、盛洪、何梦笔、吴思、高王凌、冯兴元、黄有光等经济学、历史学各界学者汇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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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报道中遗漏了陈平、张维迎、秋风等人。原来听说张五常、周其仁都要到会,那就够全的了。我则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会议。许多学者(包括那些大腕),都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示了不满,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开始拿出自己的理论。比如,林毅夫,比如,陈平。这与我近来批评“洋片儿汤”的想法是一致的。早知如此,我可能就换一个题目,讲我的“反行为”了(当然,现有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朋友点的题)。

在吴思和我发言以后,陈平说:吴思与高王凌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完全可与科斯媲美;从中可以看到一条学术创新的道路,年轻人可以从这里学习……

秋风先生点评说(文字有节略):

谢谢会议的安排者。我们这个单元是人民大学专场,他们两位都是人民大学的,我也是人民大学出来的,当时是上历史系,所以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评论两位历史学家做出的研究。

坦率的说,我要把握他们要讲的这个内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我听吴思先生的这些研究,大概是要把文明的世界还原到一个自然状态,然后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规则和制度如何形成。可能有点像霍普思要做的工作,当然他大量借鉴的历史故事,跨度很大。他尤其触目惊心的是把生命作为交换对象,我们经济学还是在文明层面讨论问题,所以交换的都是商品、资本这些东西,但是吴思教授要我们回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当人们要交换生命,这个经济学的逻辑还有没有效率?当然是有效率,因为霍普思本身也许就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预设的创始人。

高教授主要还是做了一个比较出色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又有理论的视野。他透过主要是对明清时代的经济史的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结论。

我想不管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人的行为,还是用中国的历史的事实来探索经济学的边界。我觉得今天之所以安排他们发言,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历史学家,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中国事实。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学人的一个后发优势,我曾经把它转换到一个知识的问题上,我们中国的学者会陷入到一个后发劣势中。我几年前写文章提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反思的意识,就是我们必须自己警觉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这样一个劣势地位转变到一个优势地位,这个优势是什么?我们就在事实和理论之间。西方人给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论,一套非常完备的分析的工具,他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中国的事实,不管是历史的事实还是当下的事实。但是,他真正有效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意识到他的有限性的时候,就是意识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反思的意识,我们就有可能丰富这个理论,有可能用这个事实来丰富这个理论。可是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大概需要有一个意识,那就是西方理论只是一套地方性知识,他不是普遍的知识,这个普遍的知识有待于中国人参与构建。因为就像刚才陈平老师说的,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在现有的这一套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只有半个世界参与了,另外一半世界都没有参与,就是中国。也许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故事,通过思考自己的故事,在事实和理论之间持续的互动,造成理论的一个生长,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比较真正的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能够普通解释人的行为,现在这个理论也许主要是能够解决西方在过去的比如500年,他现代发展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他能不能解释中国,这真的是需要我们有那么一个保留,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他。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意思。

我自己最近这些年,主要是在做一些儒家仪礼的研究,也对中国历史做一个研究,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研究计划。我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一些问题。刚才我讲的那样一个反思的意识,或者对西方理论的保留确实非常有必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是一个世界的问题,这是我们思考所有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中国这样一个舞台,在中国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它发生了很多故事,它有一个舞台。我们可能需要讨论这个舞台和西方人的理论中所预设的舞台是不是一样?我这些年一直在读《尚书》,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国人思考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大概就是在思考一个万邦的问题,就是天下的问题。而西方理论,我比较熟悉,比如像亚里士多德、伯拉图,他们讨论的都是城邦的问题,都是点状的城邦。其实现代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理论都是讨论一个点状城邦,一个有五千公民的城邦如何治理,可是中国一开始就是一百万人,而且分布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广袤的乡村地区。其实这个就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由此就决定了他很多的理论,它的观念,它的信念,都跟西方有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民主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考中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它就不可能。在古代那样一个环境它就不可能。这个民主在城邦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的共同体无法做到。比如我们现在讨论一个共和的方式,对他来说这个代表的问题是核心问题,我们看到后世的工作,不管是科举还是什么,那都是政治核心问题,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了,没有办法像一个城市那样把所有公民召集起来通过民主方式解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同意今天上午一开始的时候史正富老师讲的我们要有主体性意识,我想这是知识和理论的主体性意识。

时间到了,我补充一句,我们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情怀。我们讨论中国自身的发展的历程,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用一个理论来讲,我们目的并不是证明中国很特殊,而是我们要证明人很复杂。其实我们是为了理解这个普遍的人,我设想我们能够把西方地方性知识和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做一个贯通,中国学者是有可能发展出一个包含了现有西方理论得更普遍的关于人的科学。这是我的白日梦吗?谢谢。

佚史氏曰:鄙人可不敢有这样的梦(一笑)。无论是十八世纪中国“现代化”,还是给地主“翻案”,或是“反行为”(包括“二相世界”、“无分胜负”之局),所有这些“小小不言”的东西,都是“不期然而然”来的呢……

说到人民大学的历史系,可以补充几句:人民大学先有党史系,然后产生出一个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进而成为历史系,文化革命又生出清史所,谱系如此;但到今日,已与当代问题严重脱节,且没有一点“革命”的味儿,除了有一伙子人仍在极力贬低中国文化传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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