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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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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同学台大社会学教授来信——乾隆三部曲在台湾  

2013-08-02 16:14:59|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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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同学台大社会学教授来信——乾隆三部曲在台湾

王凌兄:

这几个星期全力在看您的“乾隆三部曲”。那天看完了您送的前两部(按:指《乾隆十三年》与《马上朝廷》),没想到台大传进专卖大陆书的书店竟然有卖您新出的第三部(《乾隆晚景》),当下就买回来接着看完,欲罢不能。刚刚看完就想着快跟您写信祝贺和感谢,真是一次畅快的阅读之旅。

想想跟您相识至今也快卅年,从来没有感觉对您的想法和经历有这么清楚地认识。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先是您对材料的掌握娴熟,再来是您胆敢在这些基础上“标新立异”。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更是少见,让我联想到司马迁的“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您书中可见一斑。

也许是我外行,刚开始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一般读者会有的疑问。可是看着看着就被您征引的史料给说服了,然后就想到:“那,前辈学者是怎么做学问的?”

书中的附录虽然有重复,但是对于我这样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来说特别有帮助。我看完后还有几个感受:

首先,您这根本就是您所说的“反行为”的亲身展示。还有,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和您的做学问态度上有着共鸣的“共时现象”(像提醒学生“志”的首要性,以及教书要学生先把问题说清楚再看看理论适不适用,别就先想着戴别人的帽子,等等)。

上回我跟您提过以前在美国念博士时花了半年写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作业,结果就是您在第三本书中所说的相同的感受。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或是近代科学的问题”,我以前在评论金、刘两人的《兴盛与危机》就说过跟您类似的观点,好像那时候您也跟我提过大陆有些学者看过我的书评有些共鸣。

这个您称为if的问题,当时我念的书叫做counter-factual fallacy(和您“反行为”的翻译有点像),这是由哲学家Nelson Goodman提出的。前几天我在台湾卖大陆书的书店看到有简体字的译本。另外我对法国的社会学界不熟,所以您提到的“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我算是新学到的名词。但是同样的做法,当初我的美国指导教授就说过了。我一直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学生,这对我这个“教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事。

您提的几个大问题中,人口和地租问题我都完全不内行。但是对于民主问题却有些看法,我觉得“民主”或“专制”的讨论恐怕还在于“定义”上的澄清。我看您和秦晖的“不同”想法没有完全交集,恐怕其它人也是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开始听您这么讲,觉得怀疑,后来也感到有点道理,但还是不能全信。

虽然我身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但我知道这和其它的“民主制度还是有异有同。如果不说清楚,恐怕就是各说各话了。民主的理论很多样,有这样的书讨论,恐怕也间接证明了“民主”的观念是要先确定才能进一步讨论的。很多人动不动就讨论民主和专制,像是“聋子的对话”(这好像是我以前读布罗岱尔文章中学到的)。

每次读到您提到1986年到美国的往事,我就想起我们的认识。可是我有好多事一直想不起来了,人老了就这毛病?

我俩认识久,但真不敢说认识深。不过我认为您老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研究历史却有深刻的当下经验,这和埋首史料的历史学家不同。又能笃守善道,让我佩服(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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