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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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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高王凌先生手记——《乾隆十三年》出版侧记  

2013-07-29 15:36:19|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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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高王凌先生手记——《乾隆十三年》出版侧记

弟子:我们知道乾隆朝是清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请问这本书为什么要以“乾隆十三年”为题,或者说,为什么要以乾隆十三年来分段呢?

先生:原来呢,这个文稿是另外有一个名字,叫《乾隆初政》,或别的什么,后来写着写着,就这样一开头和一结尾,扣到乾隆十三年上了,所以我就灵机一动,就把它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乾隆十三年》。这么说,似乎并不是受到黄仁宇的什么影响,但反过来想,又怎能确定呢?

外界的朋友和学界内的朋友,他都可能问这么一个问题,哪怕他是一个清史的专家,他也会问:为什么是乾隆十三年,或者说为什么以乾隆十三年作为一个分段,一个分界线呢?把乾隆朝划分出这么一个阶段,这事说来话长。本来,乾隆朝跨越了63年时间,不分段是很不容易的,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到了现在60多年,不把她分成改革前、改革后,那几乎没法写。乾隆也是这样,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在我以前,可能还没有人拿乾隆十三年来分界的。

我最早是做经济史研究的,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发现,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大概从17001750年间,即直到乾隆十五年之前,这是概略的说,大约50年时间,清朝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阶段,政府在多方面都是非常积极有为的,不论经济发展政策,还是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等到那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的关注点当然是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后面我们也会说到,为什么它跟现在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经济发展是第一等重要的,或者说第一等重要的政治性问题。在这个时代这个事情不难理解,那个时候呢,我一路研究下来,从土地开垦,到多种经营,改变以粮为纲,再到粮食问题。在乾隆头十三年间,有一个重大的努力,就是在粮食问题上,乾隆皇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过去谁也没有注意过这个事。只有香港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全汉昇,写了一个乾隆十三年的粮食问题,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汇议,请十几个省的督抚来发表意见,后来我们查到了这个材料,包括档案史料,有20多份,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事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而且是多方面的,我把它叫做政策收敛,不是局部的。当时,我没有把它和乾隆朝的分段搞在一起,因为我当时做的是一个分别的研究,一个部门的研究,一个经济史、政策史的研究,还没有把他作为一个乾隆史的研究,或者乾隆朝、乾隆皇帝的研究。我只是重视这一段。到了后来,我才把他的努力给很高的评价,说乾隆皇帝要追寻儒家的最高理想,回到三代,想做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1986年、1987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见到了两个美国学者,一个叫王业键,是全汉昇的弟子,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教授,后来做了中研院的院士;另一个叫白彬菊,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们俩做的学问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是档案专家,是著名的查阅清宫档案的专家,而且不止在北京查,也在台北查,他们经验都很丰富。当初,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感慨一件事,乾隆初年,头十三年档案奇缺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很纳闷为什么这个时候,档案突然少了呢。我们都知道,雍正朝档案非常多,雍正有著名的朱批谕旨,卷帙浩繁,后来,乾隆十三年以后,档案才多了起来,看看《乾隆廷寄》就很清楚,是不是朝廷有意掩盖什么东西呢,我们当时就这样想了,并且三个人还约好,以后在北京,还是哪里,一块去探索这个问题,把它弄清楚。这个时候发现,乾隆十三年,是有这么一个段落。第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

国内的研究,后来也注意到了乾隆十三年,但是国内的注意,集中于皇后去世的风波。那年,乾隆最喜欢的正宫娘娘,突然死了,他就非常的失态。他在宫廷里,有一些很可怕的表现,海外传说他把皇太子给踢死了,当然这个不一定是踢死的,实际上是死了一个皇子,是过了一两年伤重死掉的。我在博客里发表了有关的一段文字,那个博客的主页上,编辑就写:乾隆强抢民女,一天就上来十几万人阅读,热闹非凡。国内的一些历史学家,就非常重视这类问题,也许可以叫它“宫闱政治”(刘小京语)吧。从个人的私人经历和感情上来分析,给乾隆十三年定位,给他评价。我们应该承认,皇后之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里有很多可争议的地方。娘娘她到底是怎么死的,他们认为他是多么的爱她,写了几百篇诗作来纪念她。我的朋友却认为,这也太书生气了,——实际生活离“宫廷生活”太远,政治模式是文革式的,其一即过于相信文字材料,像文革里读大字报,——我认为,皇后死得不正常,所以乾隆他很愧疚,表现反常,暴躁的很。实际上他心里早就有大不顺心的事,在这之前,事情也比这重要得多。那就是政府政策上的许多问题,对于那许多政治上的大事,怎么能拿一个人的死丧来解释呢?

我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到乾隆十三年的最后,就把一个外国人,现在称斯洛文尼亚人,叫刘松龄,把他放进来。我们知道乾隆的时候,管的是很严的,我们几乎看不到中文材料里有批评皇上的东西。就在朝鲜史料、西洋史料里,有这么一点点。比如说“踢死皇太子”等等,刘松龄对于这件事有一些说法,当然他更看重跟教会有关的事,教难等等,这样就把一些不同政见引入进来。在这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时的“共时现象”——“现代化”这一件事上,中国与欧洲两家已经在互相靠拢,他们有什么互相影响……

所以,我个人认为,更应该重视背后的社会、政治问题,从更深入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实际上,粮食问题,粮政问题,一起一伏,表面上他是做了自我批评,可是皇帝心里呢,并不好受。我们知道,到了乾隆十几年以后,十六年他就“南巡”,“南巡”回来他就开展“文字狱”,十七八年,到二十年,他就开始整干部,孔飞力的《叫魂》说的就是这样的事。那个时期,就像一场小的“文化革命”一样,我跟孔飞力对话,就说,这样整干部,包括很多督抚大员,可能就是因为粮政失败,带来的心理阴影,或者说讳过于人,也说不定。

但更老的历史学家萧一山,也是著名的清史专家,后来去了台湾,早就写了大部头的清史,他呢,就提出了“宽严之辩”。我们老一点的历史学家,就跟在后头说,乾隆这个时候有一个变脸,原来是宽的,现在变了严,突然之间一抹脸,大家发现,他不是乾隆,他是雍正了。这个评价,也并非是假的,但仍然是走在萧一山那条路上。可我觉得,过去所说的宽严之辨,是一个统治技巧的问题,与根本的统治方式,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乾隆皇帝自己也辩解说,孔子所说的“宽政”,跟大家理解的不一样……

儒家的传统,是先养而后教,养就是养民,养活老百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呢,想先搞经济问题,再搞教化,这是一个战略构想,不止一次提到。看来从乾隆十三年以后,也就进入了教的阶段,包括“文字狱”、“南巡”,现在很多人把“南巡”看得很高,美国学者就说,是沿着当年老祖宗的征伐之路,重走一遍。从我的角度来看,乾隆十五年以后,政策就没有以前那样积极向上,没有相当于改革开放那样的政策创新了。进入了一个“无策”期,没有创新,一个消沉的时期了。我觉得,在这里划第一个阶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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