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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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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史现代史会怎么说  

2013-03-25 10:30:12|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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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史现代史会怎么说

“新的世界史、现代史会怎么说”,这一句问话也可以换成:究竟“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

按照一向的说法,中国现代史,是始于二十世纪(比如1919年)。在一般学子看来,这好像没什么可争议的。

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国人一般的认识,则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两部代表作,《中国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所作。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不是拿1840,而是以1800年划界,其代表作为《剑桥中国史》。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发生什么重大变革似的。

不过,英文里并没有所谓“现代史”与“近代史”的区别,都叫“modern“,或modern history”,如此而已

所以,若高某人现在提出,中国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在进行“现代化”了,这岂不是有点“匪夷所思”、“惊世骇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这样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而且它并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其二,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先生曾经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我则把它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此外,十八世纪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的“先声”的,在中国还有:创新政治理念(乾隆皇帝的三民主义)、土地的全域性开垦、追求高产、开展多种经营、福利国家、议改土地制度、干预租佃关系、划分社会阶层、发展工业,当然不应忘记政府在劝农方面的突出表现……等等。

当日国家(政府)修举的大工程,除大运河之外(它是康熙以来的重点工程),计有:兴修畿辅水利,以及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九十三河;其它若干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亦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如广东围基、安徽陂塘);政府开矿;修筑海塘工程(特别是浙江海塘)、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各省郡县州邑修举养济院、兴办义学;破除迷信(笃信师巫),有病求医;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绘制地图……等等。

不止于此,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像似”罢了。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在十八世纪已经存在。

换句话说,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这也许是“新清史”给我们的启发吧;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其实,在1980年代,美国学者魏斐德就说,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参见他的《洪业》);黄仁宇也说,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参见《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黄仁宇及高王凌的文章)。尽管如此,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史林》20065)。

说起来,近年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改变了观察的视角,不再把生产方式当作最重要的问题,而看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最近旅欧学者朱嘉明的大作《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纪两千年》(远流,2011),更从经济运行的最高层次货币金融入手,与低层生产组织的研究取向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的跨朝代的巨视目光,实际上也在改写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

(佚史氏曰:此处拟加一句:在往昔的解释里,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是一个“带头”国家带动和促成的,新的世界史、现代史观却包容了扮演多种角色而作用一时难以评价的许多国家的不同努力。)

前些时候,在凤凰视频座谈小书《乾隆十三年》,有与会者批评说:那乾隆朝到底有没有“现代化”,中国十八世纪的现代化是不是失败了?

讨论会的提问如果太繁复冗长,就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忽略”,我现在可以回答说,其实,中国在十八世纪表面上看是失败了,十九世纪(1840年以后),二十世纪,很长时间都不止是一个失败,而是一败再败(因此我曾劝一些清史所的同学离开“近代史”,因为面对这些个失败,在思想上很难翻过身来)。但是眼光再长一点来看呢?如果一直看到二十一世纪,看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岂不可以说已经成功?

从几百年前直到今天,这岂不是一个历史?只不过时间漫长了一点,那又何足怪哉?

我们的老朋友黄仁宇曾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功。我虽未敢这样,但也能说:中国已经“现代化”。

当然,我以为对“现代化”这个词,也用不着神乎其神。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怎能就想捡便宜,吃现成饭呢?

当然,若想前进,就一定要认清“自我”,认清当下的“立脚基石”,这也是黄仁宇先生在生前屡屡告诫我们的。

《华夏时报》2012.10.19. 专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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