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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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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历史  

2013-03-21 09:51:05|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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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历史

乾隆十二年,乾隆朝第一次“教案”方兴未艾。据一批档案史料《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记载,这天,从湖广江陵县来了一伙差拨,带着一个犯人,正是一个老外。据说是在湖北经商,现因患病,要递解回澳门的。经过最后一站广东香山县时,却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怀疑。经过盘问,这才发现,他并非什么商人,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多年在江宁、汉口、武昌、荆州等地,非法秘密传教的法兰西传教士。

但是,这一切都被遮盖了。原来该人“黄明凤,实系在江陵地方行教被拿,起出天主经一卷,本官禀明上台,从宽办理,故此文书说是买卖”。黄明凤则自称:因患病在一商家住下,平日只有念天主教的经,并没做不法的事。只求病愈超释。但他此刻剃头辫发,袍套衣履皆系中华服色,声口俱成楚音,似属久经潜住内地,非自上年始由澳门赴楚之人。因此引起怀疑,发现伊自雍正初年即潜迹流落江宁等地行教,历有年所。

因此该书《导言》评论说,湖广地方官府为了不惹麻烦,居然替这名传教士编好一套说辞。如果不是广东香山县官发现破绽,这件事可能就被瞒天过海,蒙混过关了。

由此一件事,我们可以说,当年不知道有多少类似事件,都这样被遮盖起来,不但瞒了大家,也瞒了皇上。

例如,同期江西有一个李世辅案,官府也信从涉案的教徒口供,并未深究,只将李世辅及其随从拿办而已(几年后释放遣送澳门)。

李世辅是德国方济各会士,从乾隆五年来华,历经陕西城固、山西绛州、路安府,直至京城等地传教,在江西播阳县才被发现。

如所周知,乾隆十一年,发生了乾隆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教案。皇上一反宽厚之态,对秘密传教的西洋传教士大加镇压。在福建,据西洋人说,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在江苏昭文等地,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皇帝密谕令其瘐毙。这导致了大清钦天监正、耶稣会中国领导人刘松龄的极大愤怒,甚至因此而诅咒皇上(参见拙作《乾隆十三年》)。但有了黄明凤、李世辅两案,可以看出,事情似乎还有另外的一面。

这,岂不是“真历史”?

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利用,我的弟子跟我发现,清代——就说乾隆朝吧——不管皇帝是多么精明,有许多事情其实是“葫芦提”、“不了了之”的。

籍此,清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透过这样一些努力,我们开始看到跟以前大为不同的新的清史。它们大多集中于政治史和政治观念史的范围,虽然尚未成“大器”(其大部分还不能归纳为什么大的“理论”),我也可以为这些弟子感到骄傲了,——法国友人曾说,只要有两三个好弟子就足够了,夫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这也涉及我刚刚悟到的“二相世界”概念。日前读国外某位人口专家的博客,发现上面有批评者说:

你们只是就数据评数据,岂知基层为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级级瞒报,级级互相包庇,你去看全国各种事故有小孩死亡的,有几个是独生子?一般是兄弟姐妹一大溜,我是地方统计局长,人口普查都受到种种牵涉,数据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响,无可奈何《财经网》,2010-06-07)。

对于国外学者,我一向“担心”的有两点:一是远距离发炮,不顾中国内情,不负责任的乱说;二是玩弄数据材料,玩弄学术,高级的是“钻象牙塔”,次等的说难听点,就是“混饭碗子”。

国内对人口数量的争论,也有两种倾向,其一是拿自己周围局部的地方说事,其二,也是迷信官方数据。

这位“地方统计局长”的批评真是中肯,他向我们指出了:一,在不同地方存在两种“表象”,很难拿一个反驳另一个;二,解读中国要了解“内情”,就像他说的那些,不做近距离的深入观察就无法了解。

其实,去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来,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它本身存在着问题。就是我说的这位大腕,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参见他的博客,可惜他不往这里想)。比如在数据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有许多国内“专家”始终强调的“高生育率”,这都是为什么呢?

要是我,可是得仔细想一想了。而且,如果有办法,我还要跟那些人谈一谈,找人“点拨”“点拨”(在我看来,做学问就是“拜老师”,而非“贡慢自高”,四下里“以教头自居”,卖弄聪明),而不是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外人”(或外国人),也不是在大老远的什么学府从事“唯科学主义”的“象牙塔式”的所谓“研究”。

我们还是回到清代历史。清代名宦陈宏谋曾说:官场习气已深,官执法以及民,民亦即玩法以欺官。官日多,法亦密,而民益无以自全。风俗人心之坏,其机自上,其法及下也”,所以他主张“凡有兴举,宁留宽余”。吕思勉也说:原来天下最怕的,是“上下相蒙”(《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页785)。

在诸如此类的场合,传统政治往往会“网开一面”(如曾国藩家乡衡州私盐之只禁水运不禁陆运)、“留有余地”(新任两江之地租,如《备陈民间疾苦疏》中说:江南几府,“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以不治治之”(陈宏谋打算革除广东盐务弊政,结果为皇上制止,只好不了了之);还有,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认真统计人口(周代“料民”即为史家所讥)、耕地面积,不统计粮食产量。因此,传统社会可谓处处有着“反行为”存身之所。它与吴思的“潜规则”一样,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二相世界”。凡此若非经深入研究,便很难把捉。

当“地租剥削的清朝史实”发表以后,我读到丹·布朗小说《骗局》中一段话:

(相对于各种考虑和理论模型)总统说:“没有什么可取代事实。”他要去承认他有生以来犯下的最大的错误,然而,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总统风范。

不过,对今天来说,是事实后面可能还会有一层事实存在。也许,我们只能不断地加以挖掘。我想,这可能才是所谓真学问。

《华夏时报》2012.9.5专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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