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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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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横逆  

2013-12-09 10:29:00|  分类: 修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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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横逆

此篇“如何面对横逆”,也可以称作“给弟子的一封公开信”,也许有些内容并不宜于公开,但不管怎样,还是一并发表出来吧。因为事实上,那已不再属于我一个人。

“清夜扪心自问”,可能是一句古话。入静以后,我常常自己跟自己对话,此事做的如何,某事做的如何,不但有今日,也包括有昔日的。不但为了当下,也为将来能够面对上帝“最后的审判”。

俗谓:顺境好处,逆境则难。人,不能不遇上“横逆”,一生中可能会有多次。该如何处,是一个考验。

我的一生,遭遇逆境颇多(在单位里可能就是第一号了)。其中也包括自己犯错误,怨不得别人的。几方面下来,就更增加了别人的误解,觉得你“性格古怪”(但不知这怎么成了学术评判的标准)。

后来读了《孟子》(以前也不是没读过,大学期间还跟老师发生争执),终于读到这段:“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面对一连串的横逆,孟子一退再退,反省自己。至二至三无可退让,方始释然,而持守自己的界限和信念。

于是我才知道,这不仅是一个学问的问题,又和自己和人生何等的贴切!一下子拉近了与古人与孟夫子的距离。

但有时候,面对横逆,我也有不大服气的地方。

今年退休教师聚会,我说:我经历那么多横逆,可是我跟所里哭过?闹过?或是送礼求情过?……相比那些,我岂不已成了一个“楷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单位里同仁通常的解答是,还是高老师“看得开”(这也不是一年两年一人两人的看法了)。事实上,我并没有误过一次课,没有一次迟到。也能完成论文发表定额(不止,不止)。我在单位里也有了外号:“老顽童”、“老S哥”……这与那些道听途说,怎么那么不一样呢!

“看得开”,并不容易。但是光有“看得开”还不行。你代替不了那一件件的事,具体的磨难。

“看得开”有时候还要靠时间磨。一,花时间慢慢想通,二,有机会让自己能够淡忘。因为单位反正不坐班,没准一个或几个星期才去一次。还老搁心里闹?——这也许都帮助了我。

还有,按照美国小说家布洛克的说法,这里可能还有一个“信”字,可以把自己托付出去(给他所谓上帝)。在文津阁,一位友人在提问中说,你是有信仰的。我也希望能完全理解(那天的发言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不管别人如何理解,我要继续跟我的弟子把这些事说清楚,跟我自己说清楚,将来跟上帝说清楚。

所谓不服气是什么呢?其一是因为有太多的误解。

比如说,如果说“性格古怪”,我能在年轻时,被宋江拉上梁山,又结识了那么多有为之士,比如“发展组”的那些同仁?1982年我的有关清代农业政策时文章,受到老陈和岐山的夸赞;后来又追随杜润生多年,一起研究(所谓前三十年),帮助他书写《自述》,并获得不止一位老干部的感谢(参见我在《领导者》上的文章《评说发展组》)?

如果说“性格古怪”,我能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吗(须知留校者都得是“好孩子”,尤其在清史所)?

我毕业以后,一天来了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大学同意我每年参加中央两研究室的调研活动若干次,招致“单位主义”大发作,这也是因为我的“性格古怪”吗?

1986年,我应邀做路思学者访问美国(Luce Fellow年薪24000美元;那一期的路思学者,还有何维凌(哈普金斯)、金观涛(宾夕法尼亚)、陈来(哈佛)等人,都是大腕,不像我辑辑无名)。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访问了十所大学,组建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她现在还活着,生机勃勃),拥有最佳表现(让别的大学邀请你并不容易,看官可以自己试试),如果是“性格古怪”,能成功吗(关于我与美国大腕如魏斐德、黄仁宇等人的来往,参见“爱思想网”文章《我认识的老一辈汉学家》)

在这之前,80年代初期,一批年轻的历史学者,李零、刘北成、唐晓峰、高王凌、李开元、郭晓凌、郭方、阎步克、潘绥铭、尚晓原、王友琴等凑到一起,开始学术交流。及至我到美国,遂有了留美学会。我跟其中一些人结成了终生的友谊,从没有红过脸。

1988年我归国。研究所长想让我进入班子,为我婉谢,这大概就是“性格古怪”了吧。但档案系韦教授拒绝出任系主任,又当何论?

在这之前,研究所长曾经表示,只有高某提出的研究项目(清代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最有现代价值。批评者说我“和前辈学者经常对立”,却不知算是什么罪名?如果只知道跟在别人后头跑,还能有新的研究吗?这,又是令人不解的一事。

说到研究,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比较单一,很多人继续着学生时代的研究课题。2008年清史所成立30周年,我写了《求学偶得》,包含17个题目,三大块:十八世纪(包括乾隆)、地主农民关系、当代农民反行为研究。

90年代以后,我在研究所日益边缘化。这也赖不得别人。不过,了解当时形势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也是“大环境”使然。

所以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想争论出一个长短是非,更不是要改变历史。而不过是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反思。

我一生曾经有过不少错误,特别是大学里“消灭研究所”阶段,以及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段时间。我逆潮流而动,自己吃苦、受辱,创造了十七年副教授的记录,自然也不容易让人理解(有几年时间我一年只去单位12次,包括领取工资)。

所以我又有了一段“老而改过”的经历(钱穆先生语)。人大的伯夷、叔齐,不是还上课吗(戴逸也曾有表示说:我们清史所30位教师,如果讲90门清史课,谁来听哇)……这让别人不大了解,特别是其间的心路历程(我的弟子可能知道的多一点,别人就不敢说了)。

所以说我“性格古怪”,也不稀奇。

这些话,实不足以对外人言,就算是对我的弟子所说吧——他们之中很多人曾与我共患难,比如考虑还要不要参加职称评比,参加的话是什么心态,不参加又如何表示——这些,我想都不该忘了。也希望我的弟子想起什么,给我回应(无论是退休前后、本校内外)。

早晚,是要有所交代的,不管你今日反思到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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