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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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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刻心使然  

2013-12-30 10:00:23|  分类: 反行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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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刻心使然

《读书》杂志每年都有一次聚会,今年年会之后不久,有过一次聚餐。后来才知道,是“经济学家”之聚,以前也有过,不知怎么我就被邀请了。

这天遇到茅于轼先生,很巧,我们至少有十几年没见面了。我说我曾在博客上支持你关于粮食问题的主张;他知道我曾去天则讲土地改革,当下就问:土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打了一个手势,抗日电影里常见的)?茅先生遂有改革开放以来,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对不同政见者,不怎么砍杀尔之说(赴会诸公,可不要以讹传讹,误以为那是我的发明)。

吃饭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印行吉拉斯的《新阶级》,各位以为如何?会好卖吗?大家七嘴八舌,我说,吉拉斯这书说了一个理儿,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为了那些落后国家实现(初步)工业化的。“过此不候”。这时候维迎说话了。他说不对,那不是别的,而是出于一种“忌刻心”。

我认识维迎快三十年了,第一次听他说这么脆的话(当然,也可能是我少见多怪)。

似乎为此还能提出一些证据。据说,格瓦拉曾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1890年代与列宁合作多年的斯特鲁威(Struve)后来描述,其主要个性特征即是仇恨。

各位,不妨看看那些人都是什么心理:

比如,对开出租的“的哥”吧,就是因为一度(早期)他们收入过高,所以刻意打压下来,遂有今天的问题。还有打击股市,也是见不得穷人手里有了一点儿小钱……等等,等等。

年初我曾发了一篇办实事的博客,提出让北京市解决打的难问题。山西省,解决矿难问题。辽宁,停办马家的馆所,等等,等等。期限一律是半年,半年之内不能解决,第一把手一律换人。

后来果然有了北京出租车的“改革”,还有了其他一些改变,如取消了劳教制度,成为一件大事。

结果,出租车是好打了一些,为什么呢?我有一个解释(过去打十元的大多撤了,因为一下涨了百分之四十)。就有访谈者(注意,这也是口述历史,由当事人的哥回答),“教育”我说,不对,是收入活泛了。“积极性”高了。

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别的,乃是由的哥前此的行为所致,在这件事上,的哥并没有采取什么“维权”、“抗争政治”,如游行、示威等等办法,他们为什么不那么做?

而是采取了其他一些办法,如该出车时不出少出,或关键时刻掉链子,能趴一会儿就趴一会儿(哪怕去打扑克牌),让大家伙着急,不能不想办法改革——我遂称之为“反行为”的成功。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词汇,自然也不晓得,可以运用“反行为”来归纳他的行为。

你以为呢……?

对我来说,2013是特别重要的一年,不止是因为出版了三四本书。是为本年的最后一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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