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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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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人错了还是今人自我膨胀  

2013-12-23 11:09:25|  分类: 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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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人错了还是今人自我膨胀

《从清史解读当代改革》的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问: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耕土地?

我想,这正是我此篇文章最大的一个“学术问题”。至于“多种经营”,反而不那么难于理解。当然,我的有关文字最初发表于30年前,此后他人差不多都是引用我的研究,只是他不说明,我也不说谁是剽窃。

对此,我的回答,可谓直截了当:

“有!当然还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年有同仁批评说,康熙、乾隆都“错”了。

我虽认为当时还有土地可耕,却不能认同这种以为古人、当事人“错”了的看法。

钱穆先生曾说:书写历史,不独要与史实符合,且须与其所记载一段历史之过去、未来相贯通。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史学之精神》)。

即使事实上还有耕地可以开垦,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我看也是一种“肤浅”的学问(也许属于“考据学派”吧,一笑)。它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是证明批评者自己的“高明”罢了,却没能抓住时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问题重点。

这样做学问,可就太简单了。我想,至少我们应该追问,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说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开垦土地,而要往前迈出一步?

所以我曾经说,他们是想法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只顾当下——当时也有许多地区已面临这雷问题,即在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特别是在历史的“基本经济区”即运河沿线省份——怎能轻率地说,他们都错了呢!

朱子曾说:

“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

“且要晓得句下文意,未可(未得其意)便肆己见,妄起浮论。”

“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钱穆《学龠》)。

或许可为各位参考。

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上的“禁忌”,这就是在“口述访谈”里,切不可在访谈过程中,随意批评访谈对象说他“错了”(这种例子,南来北往的不止听说一次了)。

朱熹又说:“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钱穆按: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

为什么“口述史”里要这样规定,——在《过去的声音》7《访谈》一书里特别强调:面对一个口述者,你要尊重他,表示理解同情坐下来静静地听。哪怕是陈述他极其荒谬的理论,使用他最最愚蠢的论点,你不能反对,也不能表示异议或嘲弄——请同学们想一想?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清人自十八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的所作所为。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

各位,是古人“错”了呢,还是今人的“自我膨胀”?

再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压迫性失误?其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谙当代农业问题的大势,以致爬格子之余,想飞跃却飞不起来。

这涉及农业发展战略这样一个跨越时代的大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的文章。

又不知各位可否放弃老套的“对错观”,把古今历史、把文献资料与当下经验,打通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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