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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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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理论的过度吹捧  

2012-10-22 09:49:43|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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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理论的过度吹捧

一天,经过一家书店,看到一本《理解中国农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不假思索,就把它买了下来。该书作者李丹(Dannial Little),是一个美国学者,据说是“著名哲学家”,特别关注“理论问题”(这是作者与译者特别强调的一点)。

作者所涉及的理论都有哪些呢?译者指出,本书系统梳理了以下一些理论:有关小农行为动机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施坚雅的中心地与巨区理论;中国经济史上的技术停滞与突破的科技论与分配理论;解释19世纪中国农民起义的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与地方政治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的争论(“译者的话”)。

其中有一些理论模型与范式已经带入研究主题,包括波普金(Popkin)将集体行动理论带入传统越南乡村生活;韩书瑞(Susan Naquin将霍布斯鲍姆的千年王国起义理论建构应用于白莲教起义;马克斯(Robert Marks)利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假定解释中国小农的政治行为,等等(第一章)。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就太老了。虽然此书英文版出版于20年前,作者仍为此次中文版加写了新的章节(第六章、第十章),可能还包括在北大、清华演讲时涉及的“民国经济状况”、“内卷化”及所谓“加州学派”等内容(“中文版序”)。

这些论争都有了许多年的历史,所关注的史实也都发生于60年以前。尽管它们都很重要,但与当代问题,与我们的内心关切,可说是距离遥远。

就拿新写的第六章(“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来说,在一番归纳与劝诫之后,作者集中梳理了近年的一些争论:一,“清前期:过密化是变革”(结论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在欧亚大陆两端确实存在着经济变化水平和速度的地区间差异;我们还能确定的是,制度背景和生活环境也存在重要的地域差异)?其具体问题包括:“人口趋势”、“生产力”(并承认无论“过密论”还是“变革论”都不足以应对中国的数据)、“实际工资比较”、“制度背景”、“环境的枯竭”(对此西方学者伊懋可曾质疑是否存在一个中、欧比较的基础)。二,“中华民国:贫困化还是逐步改善”?包括“旧有的观点”(经济情况的恶化常常被用来当做中国革命的背景)、“修正派”(作者似乎忽略了白凯关于长江三角洲租佃关系的研究)、“价格一体化”、“产量”、“实际工资”、“生产力”、“分配结果”,等等。最后一节为“中国研究的意蕴”:首先,其重要性在于中国能否不受西方干涉而独立发展经济的可能性的研判;其次,涉及如何解释共产党革命的原因这一问题。作者最后说:在任何宏观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偶然因素,沿途各处都有主体们的选择余地(按:尽管笔者主张18世纪中国即已着手“现代化”,但如此归结为偶然性的作用,仍然说明我们对这一巨大的历史演变及其必然性仍缺乏基本的了解)。

这些篇章尽管反映了近10年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好像越来越沦为少数专家所关心的问题,而与大家所关心的“国计民生”无预。

所以在我看来,也许现今不应再是“理论”领先,——那些旧理论也未必能涵盖和把握住问题,时至今日,双方话已说尽,也未必还有什么新意,——而应该是“事实”领先,新的“问题发现”领先。

 

我们很多同仁,都生活在自己“学术”的小圈子和“书本”的小天地里,离开单位,就好像一切都跟他藐不相干,无所谓了。当然,这是个人的职业和生活的一种选择,别人无权干涉。但它也只是一种选择。

钱穆先生曾说,作历史研究,“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它才是“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无字天书”(《中国历史研究法》)。又说,要“先做一个时代的人”;做学问,须要做“活的学问”,若绝对与现实政治、外交、国家、社会、民生没有丝毫关系,那就是“空言”(《中国史学名著》)。

我年轻“行走江湖”时也曾提出,研究题目(开题)最为重要,应该要“有思想”、“有新意”、“有时代感”,提倡“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

什么是新的带有时代气息的理论探索呢?就所谓“农民中国”而言,它可能包括:

关于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的探讨: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包括土地改革的实际进程、如何面对那些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和口述历史资料等等“烫手”的材料),对民国年间关于土地问题争论的评价(土地问题究竟在农村问题中占有何等地位、是否土地问题解决了即能解决三农问题、近年土地分配最为平均说明了什么),土地移转政策及其作用,等等;

革命与改革研究:为何不应再研究“中国革命为何发生”一类问题(1949以前),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新民主主义”何以“放弃”(1950年以后)、是什么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的不断升级和最终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出现、“大饥荒”的前因后果、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等;

农村集体化:集体化的决策及其实施方式、它为什么不待土改完成即需“趁热打铁”、为什么遇到危机(如1955年的“生产力暴动”),亦不能“下马”而须“逆流而上”;集体经济的实际运行及其效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是它始终无力解决的;

关于农业发展问题:近几百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具体道路是什么、传统经济是否已走到“穷途末路”、有无具可行性的发展之路;土地开垦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60年前把它称为最主要的发展方式之一是否正确;对“以粮为纲”应该怎样认识、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点、又是如何“纠正”的;(明清以来)经济发展的带动因素是什么、如何评价“商品经济”(“多种经营”)及地区交换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为什么说现在问题已不在农业而是一个“国民经济”问题、如何评价前人的有关努力,等等;

农民及农民行为问题:社会大变动中农民的心理和行为、在包产到户改革中农民所起到的作用、如何认识农民的日常行为及其历史意义、为什么说“农民(大)起义”对他们来说太过“奢侈”而不起眼的日常行为反而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是技术、经济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才是农村问题的解决途径,如何认识“农民与政府的关系”这一农村问题的根本所在;

政府作用:从50年代的统购统销,到80年代的改革(包括“同步反应”、“农民惜售”、“自给倾向”);从实物税到货币税;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问题;从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到免除农业税,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洋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它们都并不简单,并有待于我们这代人去回答。

中国人的“崇洋媚外”,至今已达到一个“极点”,好像不跟在外国人后头,就不能“验明正身”,不能“扶正”一样。在中国研究日益重要,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中心问题”之际,我们正该重新反省,是否应建设一套中国学,发明一些中国理论?于此,也该对那些掺了水的洋玩意,这一种“文化侵略”,说一声“可以休矣”,至少,也该让它“靠边站站”了?

《华夏时报》2012.7.27 专栏文章(文字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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