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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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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中外历史已打成一片   

2012-09-13 08:53:30|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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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中外历史已打成一片

我在小书《乾隆十三年》结尾说:十八世纪,中外历史“已渐次打成一片”,——塞尔维亚朋友左兰娜(Zorana Bakovic)读后即说,读者(包括她的众多读者)恐怕不免会感到震惊。也许,小书并没有把它交代得足够清楚或者我应该做些进一步的解释?

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论点怕是不容易接受,因为旧的近代史观是太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了。不过当年,却是有很多“国际友人”——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到大清,参予了中国事务。其中,就包括斯洛文尼亚人刘松龄(Augustin F. Hallerstein17031774)。

《乾隆十三年》开头、结尾都引用了刘松龄的故事,这使他第一次进入中国正史。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左兰娜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担任斯洛文尼亚报社记者,——那时还叫南斯拉夫,——报道和评论中国的方方面面,亲眼见证了她的巨大变化。

现代的刘松龄研究,就发生在那一时期,问题首先由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学者提起,中国学者(鞠德源)作出回应,斯洛文尼亚学者继之,经左兰娜介绍,高王凌也参加进来,并为此访问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开展合作研究。现在,刘松龄在斯洛文尼亚已经尽人皆知,甚至被视为“国宝”。人们把他与马可·波罗(按:这是一个克罗地亚姓氏)相提并论,突出与中国友谊的源远流长。国际间已有多部相应的著作和文章发表。

刘松龄是在乾隆初年来到中国,担任大清钦天监的负责人,长达三十余年,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官员的任期。尽管五品——不久被皇帝提升为三品——不算大官,但钦天监负责的天文历法,在讲究“天人感应”的时代,却不能说是小事。

 

尽管有人偏向用“单纯”的观点看待历史(特别是涉及邦交的时候),刘松龄却没有这么简单。单是他的身份就无人能及:他一方面担任天朝的高级官员,另一方面,他还是耶稣会在远东的负责人(这不是秘密);在私下里,他多少参与了违法的秘密传教活动,也曾大胆在皇上面前为他们说情;他多次违背朝廷的规定,私底里给远在欧洲的朋友和耶稣会写信,由自己的通道发出,有如一位“驻外记者”;一些信件在欧洲公开印行,其间他不客气地批评大清的政治,俨然成为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清代是一个管制相当严厉的时代,以致今天很难看到批评政府(或皇帝)的文字,这与明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一些外国记载或能幸免,如朝鲜的李朝实录,剩下的就只有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了。刘松龄史料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如《乾隆十三年》所说,朝鲜史料曾批评清廷之“愚天下之术”,批评“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对汉人“如客如奴”?刘松龄也曾“骂皇帝”,为了乾隆十二年的教案,——中国南方几个违规秘密传教的外国人被“正法”,被“瘐毙”,——也曾发出他悲愤的诅咒,因为清军在金川的战败,甚至盼望南方发生民众起义,并觉得清朝的气数将尽……

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学界一定会为刘松龄而欢呼,称道这个西方人的见识和勇气也不会有人以为刘松龄在破坏中斯邦交……但时代变了,是人们见怪不怪还是他们麻木了?或为某种原因,刻意回避某些事实?

我相信,耶稣会士一定影响了中国。就“人权思想”来说,刘松龄当时还是蛮超前的,到那以后几十年,到十八世纪末那种种思想终于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但“外来者”不止有西方,2010年伦敦大学清史会议上我曾发言说:

    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说到“现代政党”,怕没人会反对说:耶稣会才更有资格。我们对此还缺乏了解罢了。

那时候批评中国政治的,只有西方人吗?其实,满洲人也有着它的不满,例如对传统的土地制度、租佃制度,

    乾隆朝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看来,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

在劝减田租的提议中,也是这样。乾隆皇帝差一点就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减租的成数。因“今日官宰皆左袒赖债者”、欠租者,蒲松龄也曾说过,“昔之官谄,今之官谬”。明清易代,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在许多方面,清朝政府与明朝也有得一比,如自太祖努尔哈赤时,就斥责明政府是只顾富人,不管穷人;在粮政上,明朝仓储等同虚设,乾隆朝存储数量几乎较前增加了两倍;在赈灾力度上,动辄拿出上千万石(两)赈济灾民(当时一年田税也不过二千多万两),这种事明代想都别想。

也有人批评我的近代史观,以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即使做了一些好看的事,又有什么用处?中国难道因此就现代化了?

我觉得,在这里用得着的,可能还是黄仁宇曾经提倡的“技术角度”。更重要的是,也许是我们不应僵化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需要我们更新历史观的今天。

参考国际上“新清史学派”的观点,我们可以说,

    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大家津津乐道的英国工业革命,其实也发生在十九世纪,在十八世纪之后。一本美国“新清史”学者的论文集指出(《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耶稣会士带来的革新,帮助满洲殖民统治者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建设国家的能力,推动了帝国的扩张(下,257,罗友枝)。将来的研究应该以此为起点,那就是:中国,而不是大不列颠或法兰西下,285,亚当斯)。它应建立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共时性演进之上前言,司徒琳、万志英)。

(按:本文修改稿在此处加写了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朱嘉明的大作《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纪两千年》,从国家贸易视角或金融货币角度入手,对现代史观所造成的冲击,可惜被无意略去。)

 

不错,就现有史料看来,刘松龄等一干传教士,并没有特别关注清朝的人口对策、经济发展政策,如所谓垦政、农政、粮政,等等。人的视野可能是有限的,但传教士本身所做的工作,如天文知识、科学的传播,不正是现代化的一端?到了二十世纪,“德先生”与“赛先生”,不是成了中国人的口号?

按照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的观点,十八世纪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一是人口增长(说它“不由人为,怕也未必”,恐怕并不一定是那么“自然”的);一是加强政府,按照美国学者斯科特“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即所谓新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层面。据说,“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雷慕沙《亚洲新杂纂》:“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据说刘松龄除天文学等科学外,还擅长地理舆图之学,1749年他曾参予踏勘绘制过木兰地图

其间,最早向康熙皇帝提议绘制地图的是法国传教士。尽管从中国史料来看,康熙皇帝也有其积极主动的一面。

所以说,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随着时代变化,历史在变化。人们的历史观也在改变,今天——已经不是二十世纪——中国已经变了很多,至少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在十年之前,这有谁能够想到?而中国,在历史上又曾是多么落后?

当然,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黄仁宇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功。我不敢这样说,而只能说:中国已经“现代化”(我以为对这个词,也不能神乎其神)。

它,不就是没有更早一点?然而,这岂不是出于现代人自己的眼光,而非历史老人的问题

《读书》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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