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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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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易,言无难:再谈“毛罗对话”  

2012-02-09 10:28:31|  分类: 反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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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易,言无难:再谈“毛罗对话”

一时沸沸扬扬“毛罗对话”,——19577月罗稷南在上海询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有了黄宗英的“亲聆”之后(《炎黄春秋》200212;可贵的是还配有一张现场照片),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看,已经是可以“定案”了。

但若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则还有些话可说。

首先,是黄宗英先生所谓“孤证”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只有一个“孤证”,他当不当说?说了又管不管用

当初黄先生的律师史保嘉说起这事,我即表示,“孤证”,在黄先生的立场,倒无须考虑;一件事讲得有没有道理,当由史家去评定,是属于史家的问题。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好比说当庭对质,原告的举证是否有理,当由法庭评定,他只管讲他的理由就是了,别的则不必管。

我还想转告黄先生的是,过去人们重视,甚至是单一地依赖文字史料,现在“口述历史”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治当代史,并不能只靠文字史料(直到现在,经某书“广泛查询”而不收录的事情还是常见的),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都不能不依靠口说的史料,哪怕仅是一个“小人物”,讲的只是“乡里琐谈”。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新的潮流。

其次,还得从那一篇反驳文章“鲁迅活着会怎样?”(《百年潮》20029说起。

该文通过大量“考据”,斩钉截铁地认为“毛罗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所谓“没有可能”)。原因倒不是毛有无机会来上海(这是对话的地点),也不是他在1957年曾否来过(这是对话的时间);而是罗稷南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哪里“够胆”向毛讲这些话(所谓并非“锋芒毕露”之人)?又有什么资格这样讲话(“同毛泽东有多熟悉”)?一句话,“以(罗)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他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象他在7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来”。

事后看来,所有这些推论,哪有一句能站得住?而它在当初又是何其“理直气壮”!

在我(一个历史学者)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正是它连带着一个史学上的道理,即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证明其“有”,则易;证明它“没有”,却很难很难。

使我想到这一问题的,是前几年(大约是1994年)俄国著名的中国通、外交家和史学家齐赫文斯基来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在阅读了已经解秘的档案材料之后,可以断定,苏共当初并未反对过中共渡江“解放全中国”。

这是不是太“轻巧”了?轮到大家提问,我便提了几点,算是“矫情”一番,——毛与若干中共领导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要公然“骗人”(“好长脸”么)?翻译师哲没听说过(他因苏联背景信任程度有限又未参加所有会见),是否即可表示苏联人没有说过(当时五大书记中至少刘少奇、任弼时二人俄文都有相当功底)?——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档案里没有的,事实上就一定没有吗?

其实,这并不是我“发明”的道理,而是有一句老话,就叫做:“言‘’易,言‘’难”。说来话长,1927年王力在清华做研究生论文时,他的指导教师赵元任即为他批了这几个字。据说,这成为王先生的座右铭,一辈子受用不尽(吴辛丑:“言有易,言无难”,《读书》199812)。

这一个论点,正点出了前一篇文章特别的“不讲理”处。也是我不认为它是小事的原因之一。

该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引述了毛泽东一段话(讲述时间“待考”),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又不敢写。……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没准倒可以证明毛确实谈过这一问题。它与本文开头所引那段的区别,也没有那么大;如果再考虑到这种文本在发表前还要经过多少道修饰修改的话。

毛为什么要在那36文人、知识分子面前讲这番话?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可能还是与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有关(相信那时他还对他们寄予“厚望”呢),所以他才“率性任情”地讲了;换了另一个场合(如在党的会议上),则不大可能(大约也不会有类似的提问)。毛是哪一种人物,我们不好随便定义,但他决不是一位“寻章摘句”的“腐儒”,也不是什么“文秘”者流,却是可以肯定的。我想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判断,我们都不该错会了意。

最后我想说的是,黄先生所说,恐怕并不是“孤证”。《书摘》200212有一篇罗稷南侄子陈煌的文章即曾谈及此事(以为文化革命中或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连私下的谈话都不敢了,这也太想当然),引用自《老照片》第2420028月)。所以周大公子海婴知晓此事,其来路自不止一处,——读者一查,便知分晓。

刚刚又读到一段文字,据说,1936年初鲁迅曾对共产党人冯雪峰说:

 

“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周正章:“1936,鲁迅为何坚拒赴苏”,《同舟共进》20106)!

 

但它若只是一个“孤证”呢?我想只好引用如下的话,以示吾道之“不孤”:

 

“有人铁口断言孤证没有说服力,但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孤证是假象世界里惟一的真实。”(刘洪波:“解传广先生笔下的伊拉克“,《南方周末》200319

 

在我看来,这种问题还会不知多少次的碰到,是为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同舟共进》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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