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高王凌的博客

重释传统

 
 
 

日志

 
 
关于我

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网易考拉推荐

征粮: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上  

2012-02-29 09:36:16|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征粮: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上

2011年,我写了几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炎黄春秋》、《领导者》等刊物上,此篇发于《南方都市报》(2011/11/20,看来虽是一件小事,涉及问题很大;此为原稿,文字出入并非因为编辑之删削。)

 

历史学最重视初始,一般认为,在农村,中共建政初始的第一件事,无疑就是土地改革。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或说能排在它前面么?

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篇文章(黄金娟《建国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杰瑞米·布朗(J. Brown)的《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我们却有了全新的看法,并终于发现,原来所谓第一件大事,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征粮”。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它是“真实”的吗?又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不幸的是,这些却都是真的。而且,还造成了农民的暴力反抗。文章告诉我们,党和农民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如一般土地改革论者所说),就是为了所谓农民的利益;在刚刚“解放”的初期,它不像是个“解放者”,倒像是个外来的“征服者”。

问题就出在粮食上。首先,是新政权粮食紧张,征收数量过大。这种现象又不仅存在于上海,也存在于南方“新区”各地(如东南、中南、西南诸省)。农民没有想到,他们被“解放”出来,在推翻旧制度之后,却要缴纳更多更多的税粮(这时候,还提不到日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更不用说十年后的大饥荒)。据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回忆,共产党一到,不是首先给人民群众一些什麽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曾使人深感为难。

显然,经过几年的残酷战争,北方“老区”已不胜负担。所有新的负担就不能不转移到“新区”(即所谓“新解放区”)。

其次,则是对南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了解。特别是对江南。黄金娟的文章(《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期)即指出,上海郊区的租佃关系、阶级关系异常复杂;农村中大部分人亦工亦农亦商(据高王凌《活着的传统》,这种现象已存在有数百年之久了),阶级成分不易划清。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盛行着“一田二主”的土地制度,不但存在三种业主:底面业主、田底业主、田面业主,同时存在三种佃户。佃户只向地主交租,而由地主向国家纳税——这一般是指田底业主,他们拥有较多的土地,多数居住城市(上海),被称为“城居地主”。

而那些农民(佃户)却经常拖租、抗租,实际交租率并不像外界所传那样高(此处可以参考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以及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也并非完全依靠收租为生,所以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紧张。

然而,据说,“中共对南方新解放区的状况是(心中无数)很不熟悉的”。结果,在进城以前的“征借”之后,借粮未还,紧跟着又开始了夏征、秋征。历史上佃户只交租(秋季收租,夏收不交),不交粮,现在不但要交,而且夏秋两季都要交(税)。农民的意见当然大了。当年又遇到了大灾。于是不少农民“明目张胆”地拒交、抗交。一些地方爆发了各种武装抗粮行动,有几十名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当局也以强硬手段施加打压。

那些极端做法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阶级分化”方法,如“查黑田”、“划分成分”等。其中那些老生常谈,包括它的“扩大化”,我们就不再重复(可参阅高王凌、刘洋《土改的极端化》)。

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三亩以下是贫农,五亩以下是中农,十亩以下是富农,十亩以上是地主”(这不是人均而是每户占有的土地面积),不同阶级之间区分很小(也出现了七亩以下的富农)。负担很多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征粮无法达到目标,抗缴现象相当普遍。“谣言四起,许多农民已不再看好共产党政权了”。

在这样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也已不是(革命的)什么目标,而成为了(征粮的)某种手段。

由于新政权建立以后,田底业主一般都收不到地租,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业主负担,佃户代缴”(太平天国及其以后即屡次“着佃起征”,见白凯书)。没有想到,佃农原来可以不交、少交给地主的租子,却必须交给政府了,出现了“交粮要比交租高”的怪现象。

为了笼络贫苦农民,政府颁布了减租条例,规定“按照原租减低25%30%,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欢迎(因为不了解地租的实收率问题,所谓减租变成了实际上的增租,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征粮工作出现僵局。

各级干部开始与普通农民对立起来,据县委调查,许多农民家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这也是实情)。为完成指标,使用了行政命令、强征、硬征的方法。如威胁农民说:“你不交粮吗?共产党来给你发火”;“你不交解放怎么来的”。不管有粮没粮,直接派人到农民家里搜粮、抬粮。学界一般以为,这类现象是统购统销时才出现的,没想到这时就有了。死人的事也发生了。

1950年底,形势急转而下,上海郊区接连爆发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人政府”为号召的暴动和骚乱,且“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秋冬以后,“匪乱”亦起。

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据说有些地方无论本地有无恶霸,有无不法地主,都要找出几个人逮捕、枪毙,有的甚至以捕人、杀人的多少作为打击地主阶级的标准,把一些根本不该杀的人也杀了。并一度出现长达二十多天的乱斗、乱打、乱杀的严重混乱状况。(待续

  评论这张
 
阅读(1182)|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