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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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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理论与事实相悖  

2012-11-12 09:59:52|  分类: 地主农民和地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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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理论与事实相悖

偶然翻阅《北京晚报》,看到一个连载: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因为说到地租,一个我曾写过专书(《租佃关系新论》),也始终在关心的问题,就没有放过。

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郭凯,他写道:

(从前)有个人叫王二,家里祖祖辈辈,因为没地,只能找村里的地主黄世仁租地种。黄世仁虽是一个地主,但不是一个恶霸,找他租地,每年的租子就是按市价走的,绝对没有任何欺负乡亲的做法。黄世仁自己也下地干活,干得和其他佃户一样努力,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那种地主。

这样的一个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粮食的产量一点都不低。宏观地看,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样板村。

看到这里,可以说是“头头是道”,再往下看,似乎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但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大问题。不管村里的佃户怎么起早贪黑地干,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收成上去了,土地的租子也会上去。这还不是黄世仁心狠加价,黄世仁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而是市价就是这样。地租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会上升。

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村子也可能会是危机重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均,绝大多数辛苦劳作的佃户,一年到头大部分的收入都得用来交租,而这些佃户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给打破(《佃户和房奴》,《北京晚报》,2012.8.5)。

简而言之,结论就是两个:一,地主地租会越来越高,二,农村只会两极分化。

大概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西方的和东方的理论就此拧到了一块儿。但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呢?

“两极分化”是一个极不清晰也难以数量化的概念,老一辈学者章有义等人早已证明,长时期以来地主占用土地的比例,一直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中国历史上不知何时有过两极分化(《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页187),所以我们就不做专门的讨论。

就“地租剥削”而言,据美国、中国包括台湾学者研究,清代的地租不是越来越高了,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里,事实可就与那些理论相悖了!

举例来说,依据现有的材料,清代地租的租额是在不断下降的,在大多数时期,下调幅度一般是在二十个百分点以上。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是∶

明代末年∶下调为八成多;

十八世纪∶七成五左右

十九世纪∶八成左右。

按道理来说,租额的变化是累加的,即下一个改动要追加在前一个改动之上,可惜的是缺少这样长期变动的记录。所以我们只能列出各个时期的百分比,而不作追加的计算。就是这样,地租额的变动也是很可观的了。

另一方面,不但地租的原额和现额之间存在差别,实际征收到的数额,也下降了∶

十六世纪下叶至十七世纪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八九成;

十七世纪下叶至十八世纪上叶的清代前期,七八成;

十八世纪下叶,六七成;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叶,七八成;

十九世纪下叶,约为六七成;

十九世纪末,降为五六成。

如果把这两个数列“拧”在一起,就会看到,实际收租数额将会更低;而且这一实收比率是越来越低,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山东孔府和直隶旗地,十八世纪中叶的五成左右和十八世纪末的三至五成,并未列入)。

另一方面,张五常也提出了他的“佃农理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佃农理论》,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实打实的“历史理论”,而非一意务虚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租佃关系新论》,页2930、页188189)?

那么,究竟是社会科学理论“对”,还是历史事实“对”呢?

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理论与事实的相悖?

进一步说,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由社会科学理论决定一切?

那,是不是会把异常复杂的人类社会看得太简单了?

它不但是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种迷信,而且大多岂不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

近二十年来,这些西方理论究竟解决了中国的什么问题?

最近几年,我曾在几个场合批评这种“洋片儿汤”迷信,并呼吁学者们(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着手总结自己的、中国的理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十年过去了,难道我们还不该做一点自己的总结,难道甘于一辈子毫无建树,只做一个“闻香族”么?

最近我在《华夏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西洋理论的过度吹捧》,就表示说:

中国人的“崇洋媚外”,至今已达到一个“极点”,好像不跟在外国人后头,就不能“验明正身”,不能“扶正”一样。在中国研究日益重要,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中心问题”之际,我们正该重新反省,是否应建设一套中国学,发明一些中国理论?于此,也该对那些掺了水的洋玩意,这一种“文化侵略”,说一声“可以休矣”,至少,也该让它“靠边站站”了(《华夏时报》7.27)?

我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所谓“中国自己的理论建设”,并不是所谓理论的“本土化”,——那好像是把一个“洋片儿汤”中国化了,或者说拿中国材料重新说明一遍,——我们并不是那个意思。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学不可不知,但不可迷信,更不可以为现实世界就是由科学理论所构成的。它有如盲人摸象,摸到大腿,说是柱子,就已蛮好,别的就不好说,——这是不是由于,它本身即为一种单一元素的分析方法,所难以避免的呢。

《华夏时报》2012.8.8专栏文章(标题为“地租剥削的清朝事实”)

佚史氏曰:以下一段,是我在此文发表后看到的(它从写到发,前后只用了三天时间):

(相对于各种考虑和理论模型来说,美国)总统说:“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事实。”他要去承认他有生以来犯下的最大的错误,然而,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总统风范(丹·布朗《骗局》,按:他的另一本小说是《达·芬奇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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