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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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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发展组(中)  

2011-08-18 09:06:56|  分类: 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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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发展组(中)

发展组:受招安(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正是发展组的“挂牌”之时,也是它的鼎盛时期,进入画面的人物很多(恐怕不在百名以下),每一个都可能留下自己的痕迹,拥有自己的不同记忆。

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在“宏观上”提出一点意见,“微观上”给出一点单薄的个人经验。其他,则留给大家。

 

有一篇文章说:“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对一批人来说,“历史”就此开始。

八十年代初,等我再见到老陈时,他已“受招安”,拥有了机构、拨款,和队伍——主要是7778两届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一个个英姿勃发。《水浒传》的聚义发生在山寨,这一次“三山聚义”却是在招安以后,也包括了许多“无意落草”人士。

老陈问我什么打算?我把弟弟小蒙推荐给了他。自己却没有调入小组所在机构——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按老陈原来的打算,是将所有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单位,不要每个人在各个单位里“慢慢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不举例了罢)。这是很早的想法,我觉得有道理。但当它进入议程时,最终听从国务院领导的意见,还是各自分开了(所谓“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所以,到1988年,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庞大的半民间研究院,也有人专门来游说我;而1982年,一纸邀我每年有三四月时间参加两研究室调研活动的红头介绍信,不料竟引起了“单位主义”的轩然大波)。

如果按照早年的想法,也许我就过去了?事情往往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当时小组里人员多了起来,有的在外面做事不谨慎。1982年下乡之前,一次在北大,老陈问我,如何是好?我当下建议,小组分立名目,一部分(正式调入的)是“正式组员”,一部分叫“通讯组员”(言下就不为其言行负责了)。这可能是我在(组织建设上)为小组做的唯一贡献了。

结果呢,我自己,包括何维凌等人,就成了“通讯组员”,特殊身份的人(有如“客卿”)。

虽然各有“户口单位”,但大家终于在一起了,这仍是一种“政治姿态”,即相信“事有可为”。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

上面为什么要招致和使用这一批年轻人?(口述断裂,不想回答这问题。)

下一问题比较重要:发展组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有文章说:中国农村“变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官员、执政党高层以及一群知识分子三方共同主演的。农民基于摆脱贫困、追求温饱的本能自发启动了变革;一群敏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些变革,并论证了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这些论证说服高层开明者将农民的创新确认为政策、法律。一时间,这群知识分子和他们组成的介乎官民之间的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把此次得奖的原因归之于发展组对“包产到户”改革的贡献。

这样说,是太自大了。本质上,包产到户改革是上层领导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知识分子贡献很小(看看西单民主墙就知道了,几乎没人提农村问题)。发展组介入时(1981年),包产到户的决策已经完成(关键是80年,有邓小平表态和75号文件那次会议)。发展组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此,而是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在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在杜润生(国家农委的顶头上司)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阅读内部资料的结果,让我发现,就田制来说,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想出的“方案”就不止一个,如“井田制”、“三田制”等,亦各有千秋,并不比“包产到户”逊色)。

还有文章说:王贵宸回忆(这一段采访不知是从何而来):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看得出来,杜润生(与当时领导人有所不同)对包产到户是另有看法的。

这太容易引起误会了!这样说也“太嫩了点”,不明个中究竟。19791980年初的两次会议均十分重要,杜老处心积虑,包括周曰礼讲话都是他特意安排。杜老首先的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李克林(老同学李银河的母亲;原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老人何燕凌在座)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我没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不便讲透;读者可参见《杜润生自述》有关章节)。

发展组成立后,有过两次全组性调查。一次是安徽调查,1981年,主题是“包产到户”的成败得失;一次是江西调查,1982年,目标则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选择。它最终落实在统购统销和粮食问题的解决上,一时成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步”(这种提法是可争议的,当时却无可厚非)。

我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负责历史小组),许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例如,送邓英淘过大庾岭(那时我们还有不少悄悄话说);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中央“悬赏”解决粮食问题,国青提出粮食生产国家可以不管(振聋发聩),在福州熬夜写他的“连环对策”(包括修路造车等;自赣州起我俩就住一个房间);赴上海看望养病的老陈(住其仁家),他问:发现什么人才没有?我:发现一个:宋国青!……

国青对小组有特殊贡献。在粮食问题上,他是全组的“启蒙者”和“开路先锋”,功不可没。随后(大约1983年),在一次全组会议上,我提议所有成员,除部分人专门应付上边日常需要以外,全都研究粮食问题(可惜未被接受)。当时转入此项研究的,除国青外,有小蒙(部分因我鼓动)、英淘(他俩倒成了好朋友)、小朋,还有小组副组长高山和我(我们组织翻译有关著述并书写了一系列农业税变革历史的文章),好些个人。八十年代中,两研究所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由于没人招呼国青,他去了体改所,是为一大遗憾(当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遇)。事后国青对我说,如果不走,和小蒙一起做(粮食问题),就好了。

1993年我随杜老赴福建,一次在车上他说:要是这时候国青、其仁、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几员爱将。

我对小组却很少贡献。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写了一篇关于清代农业政策的文章,老陈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并安排我在全组集训时宣讲(为江西调查作准备);多年后据北大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四下显摆(唐还以为笔者是个老头子)。

我还参加若干调查,并负责有关的经济史科研任务(副组长王小强,“六五重点课题等)。1986年,我写了关于清代粮政的文章,转交杜润生,多年后他说还记得这篇文字。此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沈志华赞助出版),既是一部清史著作,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阐释。

这些问题,按照古人的说法,当属于“经世之学”,(官僚技术专家)“治国”的学问。其内容,一曰“垦政”(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坦承,一向以为中国还有多少土地可以开垦,是错了);一曰“农政”(胡耀邦斥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一曰“粮政”(如前所述,并包括国家仓储数额等问题);一曰“工政”(所谓“传统工业”,今日乡村工业的前身)。对这几点,清人皆给出了带前瞻性和跨越时代的回答。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把历史与今天连接起来(中间的断裂,此处不必细说)。总之,我的学术生涯,本享有充分的“自由”,不料全未离开所谓“三农问题”。

1986年秋,我沿着“职业轨迹”,作为路思学者(所谓中国第一流学者),访问美国(同样作为路思学者,维凌去了约翰·哈普金斯大学;我们遂有较亲密的交往,包括给他当“私人侦探”)。经历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以及组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等活动,……多年以后,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还有这么一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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