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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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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发展组(下)  

2011-08-18 09:22:15|  分类: 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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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发展组(下)

发展组:后水浒(九十年代)

发展组,有没有“后传”?明明的,小组已经“散了摊子”,还有什么可谈的?

没错,这里的人和事即使存在,也不再以小组”的形式出现。

而且,走的走,拘的拘,下海的下海,剩下的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还要从1990年,杜润生休致说起。小蒙问我:以后怎么办?经过几位分头策划(包括尚晓原),遂决定“写书”,杜老挂帅,一起回顾农村改革的“十年”,并及于此前的“三十年”。

参加的人前后有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晓犁,毅夫、南生、道峰、宁一、守银等人(还有其他几位老干部,“过来人”)。在杜老带领下,召开了一系列小会(最盛时双周一次,大高布置发言并填补空缺),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如“土地改革”、土改以后的农村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放弃”、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又有趣的争论,令人倍感怀念。

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可惜其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

这些,虽然有杜老领衔,却没有了所谓“官方色彩”。

记得一次宴请美国学者赵冈,奇怪高某怎么在座(他们本是清史和经济史的同行而且熟识)?林毅夫回答:高是我们的“学术主任”(以前小组中其仁的职位)。

以此项历史回顾,遂引出“三村调查”,农业社“社内帐目”的研究,南生负责,杨力伟等人参加(“三村”之一是在太谷——杜润生的家乡——我们兄弟之外,看看有多少同仁都来过这个地方)。

引发了农民“反行为”的构想,并开启了一系列的调查(几乎没有资助)。简单说来,该研究表明,农民通过他们各种静悄悄的行为,一方面,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大改革(既无须“农民大起义”,也无须“知识精英”或“革命政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把产出的百分之二十拿到手中,以补充他们贫困的生活(其基本行为方式,并不是什么“反抗”)……

通过此番对农村历史的重新调查,我才了解到,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这才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应有之义,为所谓“粮食问题”无法涵盖(1994)。

同时,我重新考察了历史上地主和农民关系的问题,这虽与一向的理念相反,但杜老仍表示了他的有力支持(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封面)。

力促杜老组建一个自己的民间研究机构。

推动基层选举(乡镇选举,具体就不多说了)。

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写作《杜润生自述》。2005年,在贾宝兰等人的襄助下,为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经手的这些文字,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如杜老所说“劳动营”的观点:据说,五十年代初上层的分歧之一,是中国没有工业化、没有拖拉机,怎么集体化,怎么保证集体化以后能够增产?陈伯达帮毛泽东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自述》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之前,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办?为了宣扬这一套说法,在一次会面中,陈伯达讲了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当下就回答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老这一段话极为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想法,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的那些重大问题了(其症结不在于农业生产不好监督,监督再好,一样可以有“反行为”,而且工厂工人更甚)。

在西樵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几个字可能发表不了,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参见《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页4;我的博客:回避犹胜于歪曲)。

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老干部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先是,在九十年代初,我曾代杜老复信许倬云,表示感谢及不能参加某一国际会议的遗憾。1994年,为又一次国际会议拟写发言稿(亦未能成行)。其中最有趣的一节,言及大跃进,特别是农民“不干了”的精彩评论。

“反行为”,也可以说是我跟杜老二人的合作研究。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他发踪指示,批评引导。

我的“职业户口”,虽说是古代史研究,当代农村这一段历史,已经成为自己的内心关切,却是无法放下的。如果说我曾有过一个计划,那便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头来作这段研究。现在,一个特殊的机遇,使这“计划”提前了二十年。

直到2005年,不得不按单位的召唤,回到清史,撰写《乾隆》,杜老仍跟我说,早点回来啊!

相对而言,在“户口单位”眼里,我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判断)、经济政策、地区理论、租佃关系(罪名是“为地主阶级翻案”)、人口问题、我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即已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包括乾隆研究,等等(参见求学偶得),皆未获得认可(一笑)。好像不过混了三十年,骗了一个教授职称,还要继续骗取退休金。

那里,可以称为我的另一个人生

 

发展组的这一段历史,不妨也可订为十年(前后加起来共三十年时间)。

它似乎已告一段落,又像是没有“终点”。

关于发展组的故事,我就讲到这里。相信不同的当事人作者,就会由不同的角度,说出不同的故事,一同构成发展组的历史。

我还要说,这里所说一切,都不是指向个人,而表示着超出个人的意义。个人,只是符号,是一个“承载者”。

最后让我引用约翰·勒卡雷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事实这种商品,稍后即极难得手,其困难度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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