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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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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史解读当代农村变革(中)  

2011-05-16 11:03:13|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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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些,还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如果说“三百年为一个历史”,我们也可以说,在近几十年里,这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五十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新的探索始于康熙;继之以雍正,而完成于乾隆。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据许倬云研究,中国汉代农业已进入这一层次),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及“交换”有关(尽管只涉及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关税在乾隆年间仍增长了四倍)。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包括沿长江、运河,区域间比较优势交换的出现)。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利好”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如我在广东所见之买税);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参见拙作《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返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6∶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6: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

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58年分别减少390万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56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67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皆失去依托)。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1982福建之后,1983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我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并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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