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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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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为不打算研究什么  

2011-12-21 09:59:07|  分类: 反行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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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为不打算研究什么

我曾有一个弟子,是人大社会学系的学生。我们之间就“反行为”研究有过不少对话,我觉得满有意思,其间也充满了争议。

这位同学来信说:

美国社会学界对斯科特的批评是套大词,用一顶理论帽子讲一个日常生活中人们熟知的现象。在斯科特的基础上,主流社会学家更倾向于研究这样的问题:同样是弱武器,为什么有些聚沙成塔,搞垮了集权政府,而有些只是年复一年地流于琐碎?同样面对剥削压迫,为什么有些群体容易滋生弱武器,而有些群体却不易采取这类抵抗策略?我想,反行为要超越斯科特并产生持续影响,恐怕重点还是要回答上述问题。

关于弱者的武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告诉我,美国社会学并不喜欢斯科特,他的影响主要在政治人类学界(哈佛社会学系就是相当人类学的,受费正清影响,在美国比较不主流)。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佩杰(国家形成问题大师)在1975年写了一本书,讲东南亚的农村革命。他在这本书里探讨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农民的反抗只能是无望的耍猫腻、偷粮食,在什么情况下,这种猫腻会迫使地主和国家让步,而在什么情况下,农民的反抗又会发展为革命或暴动。佩杰找到的自变量是地主和农民收入结构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我想这位学者的理论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它本身也是以可以进一步证伪的科学命题形式出现),但是我想是远远超过斯科特了——斯科特毕竟仅仅指出了弱武器的存在。按照一些美国老师的说法,这个结论的得出,甚至根本不必到马来西亚农村做调查,因为身边类似现象随处可见。

我则有不同看法,因此回信说:

对某种人类行为在何种情况下能获致成功,何种情况下只能失败(至少在梯利那里这是一个时髦话题,如《抗争政治》好多都是类似的“无病呻吟”),我认为是一个不值得研究的“伪问题”。对一种现象,我们首先应确认它,描述它,定义它……而不应在这些都还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就转移目标,或是钻到某种貌似科学的学术象牙塔里(斯科特拒绝这类野狐禅,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像中国革命为何发生、苏联为何解体,借用一句古话来说,那都是“天意”,是人类智慧解释不了的问题(竟有人瞎说苏联解体前有多严重的反抗)。这原因那原因,说千道万,回答了也跟没回答一样(在这里高谈什么“帝国主义理论”,就可谓“夏虫不足以语冰”;而且也没有顾及对一个普通个人来说,“历史背景”究竟具有何等意义)。

长时间以来,无数的学者都在逞个人的智慧,企图解决这些大得不得了的“大题目”,还美其名曰“科学”。其实,都不过是一个个“摸象”的“盲人”而已,能把自己摸着的那一小块说说清楚,就不错啦。

老外要干什么——管他是“风花雪月”、“钻象牙塔”、“玩弄学术”,是去“斯德哥尔摩”,或无关于“中国实际”——咱都不管,但别忘了抓住自己的问题。须知,我们可是责任在身的!

各位,在这事上,可不能错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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