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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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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为”与“不反”  

2010-10-07 10:02:39|  分类: 反行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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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为”与“不反”(重发)

近日有朋友说:你的“反行为”,目下可有的用了!(照这样说,我想,拿它写一两篇学位论文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我还想说明,我所说的“反行为”,可不一定是“反”,甚至可以说,它首先是“不反”。这是不应误会的。

2004年我在北京大学一次社会学国际会议上说:中国人首先可能并不是“反”,而是“从”。

早在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美国人何天爵(C. Holcombe)就说,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倍。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

于是我想到:中国人的“反抗”,大约从来不是(或很少是)正面硬顶,而是先“顺从”、“答应”了,之后再在其“顺利执行”当中,去往回“找”的。

所以,有朋友认为我应该把“反行为”改换定义,称作“反抗”,我没有同意的。

还有朋友拿“反行为”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对比,或作比附,我也觉得不尽妥当。

“弱者的武器”,在斯科特那里,就是描写农民的“反抗”的,而“反行为”的含义却宽得多;在斯科特笔下,农民的反抗多逃不脱一个失败的命运(也许正是因为近距离观察的结果,他有许多悲观的看法),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可是取得过相当的成效的(当然我们作的是历史观察)。

这是我对“反行为”的一点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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