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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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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治史会议发言  

2010-08-12 09:27:22|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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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政治史会议发言

清代政治史会议发言 - 高王凌 - 高王凌的博客

  

二十四年之前,我做为路思学者(Luce F.)来到美国,——今日会上一些朋友(如濮德培、欧立德),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在哈佛,我曾对(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考说,五年后,美国的“民国史”研究将会兴起。1993年再见时,没想到我的话竟然实现了。它代替了“清史热”、“十八世纪热”,甚至“经济史热”。在最近几年,我又在不同场合声明,热点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这都成了我们的亲身经历。

但曾几何时,在经济史学界,出现了“加州学派”,在清史学界,出现了“新清史派”。展现了学术的特殊活力,尽管我本人并不属于哪门哪派(是“不三不四派”,一笑)。

1990年以来,我一度离开了清史,转入中国当代史(特别是农村问题)的研究。但我并没有完全“淡出江湖”(李伯重语),我写了网上所说“给地主翻案”的论述(《租佃关系新论》),又参与了《乾隆通纪》的写作。

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是关于中国在十八世纪已在“现代化”的文字(“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5);我以为,这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问题,还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进行“现代化”,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如果把它贯通到今天来看,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我在美国发表文章说“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即为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埋下了一个“伏笔”;也有人说那就是“加州学派”的源起(夏明方语;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1987秋季号)。

我还写了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或它的异质性),他的许多问题,如圈地、限田、减租等等,并不是能以阶级性民族性来解释的,只能认为是一种政治性满洲,也许更接近于一种准政党组织(2010年伦敦大学会议论文)。

二十四年过去了,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就要退休了,这是我在职业生涯里最后一篇论文,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


清代政治史会议发言 - 高王凌 - 高王凌的博客
 

说到此次会议论文——“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我只有一个简短的介绍(按:发言只有15分钟,只能言简意赅)。过去写战争的文章很多,如乾隆朝的“十全武功”等等,但像我们这样,可能还没有过。

别人写战争,多要着力描写前敌情况,交战过程,好比是一个“唯物”的看法。我这里则是“唯心”的(一笑)。其实人的心理是不是“虚”的,还可以争论。它可能恰是很“实”的存在,也是“物质”的,对历史进程发生实实在在影响的因素。

乾隆十三年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经过多次的挫折之后,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经略大学士”、年轻的亲信大臣傅恒,究竟有多大把握呢?

可是傅恒却是“勇往直前”的,他哪里有那么大的“胆色”,敢于挑此重担?我们就是研究这个——他使用了什么“诡计”,来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说是“诡计”,恐怕并不恰当。但为对付“皇上”,不能没有一套。傅恒使用的就是这么一套“策略”,我称之为“君臣斗智”,又称“下克上”,或是所谓“反行为”(2010年我访问法国高等研究院,就是讲“反行为”的理论性一面)。

最终,傅恒不是在“战场上”,而是“非战场”上,取得了他的胜利。为此,他使用的一些手法,都是什么呢(参见会议论文及简介)?

我的笔法,就是尽量保留多一点的史料,而非转写为现代叙述;每一段“解读”,也不要说得太“直白”了,好让读者去感受,去自悟。

我原来打算提交会议的论文,是“乾隆回向三代的政治追求”——他遵从经典的儒家理念(但不敢说他背后没有别的东西),企图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这样一篇文章。出于某种考虑,我换成了现在这篇。我希望它是一个开拓,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一种观察(就像我们了解“大跃进”,怎能只读文件呢?也许到乡下去,才能知道实际上它是什么,这样解读了上层政治)。


清代政治史会议发言 - 高王凌 - 高王凌的博客
 

最近几年,我一直提议,清史研究所应该把政治史当作一面大旗(不是“经济史”,也不是“灾荒史”),即使是《乾隆通纪》、《嘉庆通纪》(都是清史所负责的项目),也要写成政治史才是;我自己也早已把政治史跟经济史打通。

今天终于有了这一个清代政治史的国际会议。

这当然不应该是旧的政治史概念,比如跟着萧一山后面,念念不忘“宽严之辩”的“权谋政治”观念;也不应该学术倒退,服务于什么外交考虑(没有学术根基就只有“红卫兵外交”)。

三十年了,我没给清史研究所做过什么“贡献”——只是骗取了一个“教授”(一笑)——这些就算是我职业生涯最后给大家留下的一点“小意思”吧!

:我的论文在打印中漏掉了最后一段文字,现附于下:

最后,我还要多说几句:世人多认为清代史“专制政治”,但通过金川之役或类似事件那些大数量的上谕看来,我们又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决策及其变化,皇帝都要予以说明,并交代其来龙去脉(哪怕只是极简略的),而很少说:我就这么定了,管你们怎么想呢,——那么,这还是“专制主义”吗?尽管我们很难称之为某种“民主”。还有,他的“受众”又是谁?是所谓“愤青”吗?那还有没有“秘密外交”和(决定的)“迅速果断”?是所谓“群体”和“乌合之众”吗?那它与“宣传”、“鼓动”又有多大距离?清朝这些所谓“古代”的做法,又与“现代”有多大区别?这些恐怕是我们还应进一步考虑的。

——刚才张勉治说清朝皇帝是“政治演员”,也许是差不多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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