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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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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信函之一  

2010-07-27 08:36:44|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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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当年)来信之一 - 高王凌 - 高王凌的博客

何炳棣先生(当年)来信之一 - 高王凌 - 高王凌的博客

有几个朋友问我,退休后打算做什么呢?我都回答,不准备做什么“事儿”。

不过,存放已久的那些“个人档案”,却是必须整理了。

其中就包括何炳棣先生的信件,还有黄仁宇、王业键(美国),以及更老一辈学者,如马大英(辽宁)、汤象龙(四川),彭雨新(湖北)、王锺翰(北京)、罗元贞(山西)等人的信件。

先生的信,写于1985年,想不到,距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了。

第一封信,讨论的是何先生大作《中国人口研究》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事,有关的事情恐怕只能依靠回忆了。

我在王业键先生《清代田赋刍议》中译本《后记》中写道:

当时(1982及其以后几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向全国,农村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大家考虑的问题重点已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包产到户以后”,并终于把解决农业税(包括粮食和统购统销问题)作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农村组遂打算翻译清代田赋(王业键)及明代财政(黄仁宇)这两本书,以为改革的参照。

但是,我们考虑的还有第三本书,就是何炳棣先生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

王业键先生在《自序》(《清代经济史论文集》)里,曾经写道:在我求知过程中受益于师长和学界同行很多,其中三位我特别感激。最使我感念不忘的是先师全汉昇先生,此外,就是何炳棣和珀金斯(Perkins)教授:

何炳棣教授在他的巨著《中国人口研究》中指出,明清时期的“丁”是一个赋税的单位,和当时的人口没有什么关联。因此,以往学者以丁数估计人口是没有史实根据的。他的发现使我深深感到,利用历史上数字资料(尤其是官方资料)研究问题时,首先必须明暸产生那些数字的制度及其运作情况。日后我已经清代田赋和粮价,田赋制度的变迁和粮价陈报制度的形成,便成为我注意的重点。

想来,这些就是此信的“背景”吧。为此,外舅王宏钧特地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通过“关系”,查阅了内部卡片,从而找到此书。见到何先生的亲笔签名,赫然发现,此书自他寄赠北图之后,就一直被“秘密收藏”起来,无人问津。

在联系出版全书的过程中,农村组再次出资出力,组织翻译了其中“丁的涵义”一节(陈颖译),在清史研究所《清史译文》第九期(打印本)发表。

这是19851986年我去美国访问,在斯坦福大学,施坚雅(Skinner)教授告诉我,葛剑雄来访时说,他准备翻译何先生的这部大作。访谈后他们还合影留念(据说,与施坚雅先生合影的中国人,除了葛剑雄,只有我一个了)。

葛剑雄在芝加哥与何先生见面,他们怎么谈的,我们就不知晓率。但他果然实现了诺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中译本。为此,我们还要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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