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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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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比南方剥削重?  

2010-04-21 10:21:36|  分类: 历史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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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比南方剥削重?

北方比南方地租剥削重,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遇到这样的“反常”情况,我和一些朋友通常会“反过来”想一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只要看见白纸黑字,就什么都信了。

就拿无锡、保定的事儿来说吧,30年代、80年代都有调查,为什么偏偏要用1958年的材料呢?须知,那正是大跃进,什么口都敢开,什么假都敢造的年代啊!

不说58年了,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满铁调查》资料,实在是很有名了,但它是不是即可——像黄宗智那样——拿来就用呢?其实,那些调查员里很多是“社会主义者”,遇见老乡就问:地主剥削重不重?你想,老乡见了那些日本人,会说什么?当然就是顺口一个“重”了——俗话说的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嘛!——这如何可信?所以我在课上批评说,所有这些地方,都应该追加调查的(如80年代崔晓黎、尚晓原等人所作的调查)。

如果像某篇“研究述评”里所说,北方“粮租在38%45%”之间,我们是否就可以定其轻重了呢?其实它还有许多环节没有交代,比如这是什么“级别”的土地?是否仅计算了“主产物”?“实收率”又如何?……如果没有这些,还是说不清吧。

实际上,北方情况也是很复杂的,也不是一年只收一季,每季只种一种庄稼。例如,抗战时期在薛暮桥的指导下,由王耕今带领,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进行了几次社会调查,其成果都汇集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一书中,就很值得参考。

调查主要是在莒南,其中大店等区,正处于滨海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又是平原地带,照通常的说法,那里剥削一定是很重的吧?作者(王耕今)却认为,“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店一带的地主多是官僚地主,对于经营土地是茫然无知,凡事依靠掌柜的,所以他只能多在政治上压迫佃户,而在经济上却照顾不周密。如在地里的偷(地主不知每亩地能收多少粮,甚至不知自己的地在哪里),在场里的二遍粮,地主都是不知道和没办法的”。看来,如果扣除了所谓地里的偷、场上的“二遍粮”及“筛子底”等,收租连“对半分”都是收不到的。

    当地也存在“定租”即定额租,其交租办法,是依农作物种类而定,头年两季,除麦季交小麦外,秋季不论种什么都交豆子,次年种一季,多交高粱或穇子,是一种“两年三熟制”。而在定租的计租中,只计高粱、小麦、豆子三种,其他作物是不计的,而那些作物的产量可能多于以上三种。如谷子平均每亩可收128斤,花生可收150斤,地瓜可收867斤(若以五斤折一斤当合粮173斤),而高粱、小麦、豆子的平均亩产量则分别只有107斤、76斤和85斤(五级地平均)。相比之下,两者确实要相差许多,租额更是远不及(一般所说的)50%了。所以作者说,“定租不管种什么,只按高粱、麦、豆三者交租,对于佃户确是比较便宜的计租方法”;以致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将原来流行的定租,“改为按产量的37.5%交租,实际上形成了增租”(参见高王凌:《租佃制度新论》,页145)。如此看来,这样一些地区的地租率又高到哪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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