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般学人多认为中国传统是个“专制政治”,甚至还说它是一个“专制社会”,这就更值得商榷了。
让我们暂且放下前者,来谈谈后一个问题,即传统中国是一个“专制社会”吗?
近日遇到一位老年学者(美国研究专家),她最近研究的题目是,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怎么都得了“软骨病”?其主要结论是:由于当代的原因。同时,却又极力想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出一些“有利的”因素,并列举了不少古人的“语录”(包括俺都没听说过的一些)。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记得老友李零曾经说过,如一意寻找中国历史里的一些“相关因素”,那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再说,中国历史里没“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可寻的呢。在历史里,这种像似——貌似而神离——的现象还有很多,其实它们都应该视为“当代现象”,做具体的分析的。
所以我们必须从大处着眼。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先综合,再分析。而不是倒过来。
首先应该认清,中国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庙堂之上”,可能是“一个人说了算”,但它涉及到范围,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远啦。
我曾经在《活着的传统》中写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类似一种“二层社会”,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县级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带,却是另一个社会,二者之间甚少关联。康熙后叶,圣祖皇帝曾几次说道∶“蠲除额赋,专为小民乐业遂生,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俾得优游作息,经理农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谕,《圣祖实录》卷223;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圣祖实录》卷231)。这种“务使小民绝迹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个写照。
中国古代有一首诗,名字是《击壤歌》(作者不详;见于清人沈德潜编著《古诗源》),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恐怕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中国人都想“做官”,其实,那只是一小部分人(读书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说做官以后就一直留在官场,一路往上爬,那也是误解。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做几年就下来,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学问(如清代史考据学),“悠哉游哉”了。
钱穆先生说: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重道而轻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虑(《国史新论》162、170)。不是非当官不可的。
吕思勉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君主,岂不要权力横绝,无所不为吗?这又不然。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论上,天子原以除暴而兴,自然负有爱民的义务。(二)在事实上,暴政所能及之范围,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汉以后,幅员太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为坏,都不易无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甚微。历来的议论,说什么圣君贤相,庶政咸理,人民大受其福,不过是读惯例古书,想当然的话头。
所以中国政府之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然亦因此而得保存一种消极的民主。政府所加以干涉者,只在一极小的范围内,其余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遥为宰制,一切包揽,则于事实不可能。中国畴昔,虽无地方分权民族自决等话头,其所行固未尝不暗合其理(《吕思勉论学丛稿》页418—420)。
钱穆先生也说:中国自古国家规模太大,因此在社会上就不易有专制;古人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国史新论》页83、113)。
这哪里是我们当代人想象的那样?或由着我们的随意想象,就可以遽下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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