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般学人多认为中国传统是个“专制政治”，甚至还说它是一个“专制社会”，这就更值得商榷了。
让我们暂且放下前者，来谈谈后一个问题，即传统中国是一个“专制社会”吗？
近日遇到一位老年学者（美国研究专家），她最近研究的题目是，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怎么都得了“软骨病”？其主要结论是：由于当代的原因。同时，却又极力想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出一些“有利的”因素，并列举了不少古人的“语录”（包括俺都没听说过的一些）。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记得老友李零曾经说过，如一意寻找中国历史里的一些“相关因素”，那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再说，中国历史里没“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可寻的呢。在历史里，这种像似——貌似而神离——的现象还有很多，其实它们都应该视为“当代现象”，做具体的分析的。
所以我们必须从大处着眼。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先综合，再分析。而不是倒过来。
首先应该认清，中国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庙堂之上”，可能是“一个人说了算”，但它涉及到范围，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远啦。
我曾经在《活着的传统》中写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类似一种“二层社会”，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县级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带，却是另一个社会，二者之间甚少关联。康熙后叶，圣祖皇帝曾几次说道∶“蠲除额赋，专为小民乐业遂生，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俾得优游作息，经理农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谕，《圣祖实录》卷223；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圣祖实录》卷231）。这种“务使小民绝迹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个写照。
中国古代有一首诗，名字是《击壤歌》（作者不详；见于清人沈德潜编著《古诗源》），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恐怕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中国人都想“做官”，其实，那只是一小部分人（读书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说做官以后就一直留在官场，一路往上爬，那也是误解。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做几年就下来，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学问（如清代史考据学），“悠哉游哉”了。
钱穆先生说：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重道而轻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虑（《国史新论》162、170）。不是非当官不可的。
吕思勉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君主，岂不要权力横绝，无所不为吗？这又不然。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论上，天子原以除暴而兴，自然负有爱民的义务。（二）在事实上，暴政所能及之范围，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汉以后，幅员太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为坏，都不易无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甚微。历来的议论，说什么圣君贤相，庶政咸理，人民大受其福，不过是读惯例古书，想当然的话头。
所以中国政府之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然亦因此而得保存一种消极的民主。政府所加以干涉者，只在一极小的范围内，其余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遥为宰制，一切包揽，则于事实不可能。中国畴昔，虽无地方分权民族自决等话头，其所行固未尝不暗合其理（《吕思勉论学丛稿》页418—420）。
钱穆先生也说：中国自古国家规模太大，因此在社会上就不易有专制；古人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国史新论》页83、113）。
这哪里是我们当代人想象的那样？或由着我们的随意想象，就可以遽下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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