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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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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  

2009-09-02 11:22: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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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应当思考。

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著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清代中国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国早期历史里,粮食是一项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有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古代文明就无从建立、发展和繁荣。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区粮食都供给有余,其主要问题是如何寻求和扩大产品的销路。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变化。

到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人们必须考虑,在耕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进一步发展生产。为此,如何安排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就更为严重和有了新的含义,它已不再可以任意为之,而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发展了新的优势产品。例如在清代四川,蚕桑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几大产区之一,每岁获利不下数百万金;棉花棉布,在与湖北输入品竞争的同时,可以销往云南、贵州,或千里以外;隆昌、容昌麻布,贩至京师,遍及各省;红花则远销江南,烟草可销售湖广、河南,它们的收益都远远超过了粮食种植。四川就这样提高了它的生产阶梯,能够在长时间内养育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四川盆地的发展已显示出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它还不够典型。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属广东。

古云“东粤自来多谷”,一向作为中国稻谷主产区的广东,到了清代,却变成了稻谷的大量输入地区。据说康熙雍正年间,广东一岁所产米石,仅支半年有余,即丰收而乞粜于广西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民国年间,每年输入粮食平均为一千二百多万担。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遂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

例如,在南海县九江乡,明末清初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力农本务无几。其乡地如棋盘,周回三十里,黑脉者堤,方格者池塘,池塘养鱼,堤以树桑。所产鱼苗,贩往两粤郡邑以至豫章、楚、闽,并从外地购回米谷。据称九江利赖多藉鱼苗,次蚕桑,次禾稻,次园眼,次芋。粮食生产只能位于鱼、桑之后,占据一个次要的位置。但是这样一个地位也不能长久保持。乾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无田可植,几乎全部地土都改为基塘,不再生产稻谷。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余石。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说明其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从外输入。综计一年所需,可达70-80万石之多!

与九江为邻的顺德县龙山,乡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际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民舍外皆塘。每岁鱼价以数万计;而蚕凡八熟,所售丝价,每一墟期辄以万计。龙山人口,嘉庆初年通计不下十余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乡。咸、同之时,全乡只剩有民田数十亩。与之相邻的顺德县龙江乡,道光年间也是旧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全部依赖外来谷米。

与九江隔江相望的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亦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而鱼利最饶,常舟载而鬻诸省会。

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区人口,在道光年间当不下50-60万人,每年需输入的米谷,约为200万石。这当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九江四周不过是桑基鱼塘区的一小部分,在清代,这一区域还包括西起西江西岸,高明、鹤山的沿江地带,东经南海,以至顺德整个南部地区,南到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根据现代卫星象片等量测,在19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上桑基鱼塘的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约占三角洲总面积的10%,总耕地面积的22%。应当指出,这一数字与清代所达到的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我国著名的传统产品蚕丝生产中,粤丝从清末以来便占有三分之一的产量,其绝大部分即为三角洲所产。珠江三角洲以小得多的面积能与长江三角洲的蚕丝产量相抗衡,足以说明其产量之丰富与产区之集中。

在鱼、桑之外,还存在大片的果品种植和果基鱼塘,象顺德陈村周围四十里及从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又至增城沙贝“蔽亏百里”的荔枝、龙眼产区,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动以千顷计”的甘蔗产区,以及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和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也是不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在顺德县,据光绪年间估计,已是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1)粮食生产在珠江三角洲已不占主业的地位,而只是农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不少地方已经不种或很少种植粮食作物;2)与之同步发生的,是养蚕、饲鱼以及各种果木和经济作物栽培,已成为该地的主业和经济的重心,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农业的唯一出产。这里我们尚未计入农村经济中传统工业的部分。

广东珠江三角洲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它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应从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来作考察。

在宋代,广东及其毗邻地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并有不少剩余可以运销其他省区。如广西生齿不蕃,需谷不多,故谷贱莫甚,只得销往广东等地。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广西等地区的经济将如何发展?看来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米谷销路,从而扩大其生产;另一个就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明清时期广东经济的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在历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粤、桂、湘、赣诸地的米谷就在互相争夺市场,互相冲击,各自生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这可能也是我国中南地区很长时期发展迟滞的一个原因。不过,他们现在面对的已不仅是如何扩大产品销路,而是如何使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梯的问题了。不错,无论是江西、湖南还是广西,在米谷这一主产作物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可以获利的生产,我们往往在各地都能看到这类记载,他们势必也曾程度不等地开展过这样一些经营,或说在较低的水平上调整了自己的生产结构。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优势突出,和感受到问题的尖锐,并像历史事实表明的那样,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

当面临上述各方面压力时,广东珠江三角洲既拥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和广阔的发展可能,自然就要放弃米谷,而去从事收益较高的其他经营。大量将稻田改为鱼塘、蚕桑、果木、甘蔗、蒲葵等现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珠江三角洲从粮食开始,逐步退出若干生产经营,使农业逐步向较高层次,向经济上更能获益和几乎独具优势的品类发展,从而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转变,并终于使它成为一个“繁盛甲于中国”的省份。这,就是近几百年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研究地区经济,不能不把它放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环境和较长的历史背景之中,否则就难以充分了解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确切含义。

清代广东的上述转变,是否由于本省生产能力不足以应付本地的需求,从而“被迫”做出的一个反应?这种看法也不一定正确。事实上,追求本省粮食自给,在广东并不是不能做到,但这样就会丧失了结构调整的良机,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一些地方粮食的自给,也未必能始终保证。在人地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珠江三角洲农业的这一发展,不仅对其自身,也给周围地区带来益处。它扩大了对粮食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广西等地的生产优势得以发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广西从历代统计人口不到200万人,昔日“土旷人稀多弃地”的状态,到清代发展到近千万人口;并到清代后期,仍汲汲于谋求米谷输出的扩大。另一方面,在从广西输入米谷、木、牛等产品的同时,广东也供给广西果品、糖、盐、铁器、陶瓷和各种纺织品。这样就建立起一种区域间各自发挥优势的经济交流关系。

广东及其毗邻地区的发展,已具有不仅局限于小区域内的更大意义。当时实现了经济较高发展的地区,除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外,还有江南长江三角洲,以及华东、华北、华中棉区中心地带等一些地方。地方虽然不多,但意义十分重大。

如果说清代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可以作为新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那么,另一种模式的典型就非江南长江三角洲莫属了。

在清代中国,一方面,以农家手工为主的传统工业走上了一条广泛而分散的发展道路,以满足当时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工业需求;另一方面,在江南长江三角洲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以工业产值为主要收入的“传统工业区”。可惜,这一事实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多把眼光集中到了江南地区的其他问题,而忽略了它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基本含义。

从地区发展的角度观察,近几千年,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先是在西部关中一带,然后逐渐向东、向南移动。这样一些地区被称为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它们大体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即粮产丰富,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并能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在很长时期里中央政府都设立在这种区域之内,古代史上那些国都东迁、西迁的故事,可以说都与基本经济区的演变密切相关。

但在宋代以后,中央政府与基本经济区开始分立,南方的经济地位也开始超过北方,并逐渐取得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在这中间处于关键位置的,恰是江南长江三角洲。到明代以后,处于全盛期的江南开始显现出与旧有基本经济区的不同发展形式,并导致出一系列的后果。

丰富的粮产,曾是江南成为基本经济区的一个主要原因。北宋以后,据称京师漕粟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大半,南宋时更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江南就成为中国稻谷的主产区之一。但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否就依靠着粮食生产呢?不,并不是的,因为正在明清时期江南发展到全盛之时,其粮食生产的地位开始下降,并从外地成百成千万石地输入粮食。因此可以肯定,在早期的一个发展阶段之后,粮食生产并没有在江南的发展中起到带动的作用。在江南经济中起到这种带动作用的,不是粮食,而是其他产业,特别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它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引发了全国经济面貌和经济结构的演变。

中国棉花生产,早期只存在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离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相当辽远,对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也不发生影响。以后棉花在中国广泛传布,直至今日成为世界第一大棉产国,大约是自宋代开始,“关、陕、闽、广,首得其利”;到宋代末年,开始传入江南松江一带。从此,江南棉花种植就与棉纺织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能“兢相作为,转货他郡”,带有较强的商品性质。这种商品性是棉业从始即具有的一大特点,它贯穿和影响了棉业的整个历史。

到明代,夙以“佳禾一穰江淮为之康”著称的松江地区的粮食生产,就逐步为棉作所取代。棉花种植不但在长江南岸(如嘉定县、太仓州等地)大为扩展,也伸展到北岸。明代末年,今日中国的三大棉区(华东、华中和华北棉区)的雏形,已初步形成。其中江南棉区更是“鹤立鸡群”,独居首位。

这样江南就成为首屈一指的棉布产区,销路几乎遍及各省。如嘉定棉布,贩至杭、歙、清、济,远及蓟、辽、山、陕;上海标布,俱走秦、晋、京、边,另一部分中机布,则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松江府更以俗务纺织,“为天下第一”,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当时,华北、华中以及西南的棉纺织业还比较落后,华南闽、广等地虽善纺织,但多局限于本地市场,因此唯有江南一枝独秀,面对各地的巨大需求,颇有应接不暇之势。

明代江南棉业的特殊地位,显示出明代中国棉业的发展尚不充分,以及当时的经济重心太过偏于东南。这种局面迟早要发生改变。明清鼎革之后,中国棉业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由于本地纺织业的发展,已不像过去那样依赖江南的棉织品,江北山东等地的棉花也不再输往江南;除山东外,江南棉业丢掉的还有湖广、江西、两广等市场;并形成了棉纺织品山东销东北、湖北销西南,以及广东销广西的新局面。但不久之后,江南的贸易之手又伸到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以至东北等地。由于其后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江南棉业仍保有极广大的市场,其地位虽不及明代,但仍居全国第一的位置。

为满足各地的需要,清代江苏棉区扩展到包括松江府、太仓州、苏州和常州二府沿江地带,以及通州和海门大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在南起金山,西至江阴,北到如皋,东濒大海的地区之内,据记载,大约十分之七的耕地都种植了棉花。如果考虑到当地棉稻轮作,“七分棉花三分稻”的习惯,这就可以说是一个几近于单一种植的棉产区。其面积,据民国初年测算约为九百万亩,约占全国棉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

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据估计每年大约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如果以一匹土布值银二钱计算,江南棉布的总收入将达到二千万两白银。这样一种地区的存在,在当时中国还只独此一家。

在整个江南地区,同等面积棉花与稻谷的收益相比,是相差不多的。如果我们只看农田生产的收入,就难以理解农民何以会改粮为棉,也会因广东珠江三角洲具有土地利用的较高水平,而产生江南较之不如之感。但是若注意到江南农作只是一种原料生产,是为当地的农家手工业生产服务的,江南经济的重心是在“工”而不在“农”,便会得出不同的想法和结论。而这一点,正是江南与以往各“基本经济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可以说,如若没有棉业的发展,江南的先进地位也许早就难以保持。

为什么说江南经济的重心在“工”而不在“农”?又为什么说江南地区已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这不仅是因为江南棉区农民收入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卖布所得(即工业产品价值);如果将其收入中农业部分与工业部分加以区别和比较,也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据纪载,明末动乱以前棉花每担值银一两六七钱,每斤约合一分七厘;棉布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至二钱以下,再以三斤棉花织一匹布计,就可得出每匹布中工业和农业收入的比重∶它们在明末分别为一钱二分和五分左右,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占百分之七十,农业部分占百分之三十,前者约为后者的二点四倍。清代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花价布价趋于稳定。是年上白好花每担值银一两三四钱,棉布恢复到每匹一钱四分到二钱上下的水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大约达到农业的三倍。乾隆三十年,常熟县沙头里大布细者每匹二百六十文左右,同一时期邻邑昭文棉价每担不出三千,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为农业的一点九倍。

再从农民整体经济生活来看,江南许多诸如“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费”,“寒暑不辍,纱布为务”,“男子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俗有六十日财主之称),其衣食全赖女红”的纪载,都可表明,江南棉区农民的一大半收入是依靠棉纺织等手工业劳动所得;如上所述,其工业收入约为农业部分的二倍以上。

棉作区以外,在江南地区的西南部即苏州、常州地区还有大面积的稻作地带,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事实上,他们在“地利”之外,也是要依靠“力作之利”的。例如其中大部分州县都程度不等地纺棉织布,最著名的有无锡、金匮和苏州附郭三县;其丝织业更是历史悠久,名声素著,主要集中在苏州、吴江、震泽等地;太仓、镇洋、靖江、金坛等地则是著名的麻织品产地。

在纺织业以外,江南传统工业还包括很多的内容。江苏地方志中,“物产”之内往往列有“工作之属”一项,这在其他省区是相当罕见的。例如,常州府酒作以无锡最擅名,窑作则属宜兴,无锡砖瓦盛行于数百里内外,金匮铁器最佳。苏州府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精工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纫刺绣,工巧百出。此外较著名的还有酿酒、织席、土木、营建、造船、造纸及刻书等等,不胜枚举。

江南传统工业的这一发展,在过去也并非无人察觉。如明末徐光启曾指出∶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苏州)、杭(杭州)、常(常州)、镇(镇江)之币帛枲苎,嘉(嘉兴)、湖(湖州府)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若求诸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人也指出,太湖沿岸,人浮于田,“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大江以南,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今人口众多,东南地窄,“则弃农,业工商”;农人皆不专仰食于田,“谋生之方不出一途”;所出百货非地产,“以其出于力也”。都对江南传统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指陈。

综上所述,清代十八世纪中叶,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部分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里,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贴切。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我们称这一地区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区等同看待。它的出现,在地域上不能离开江南长江三角洲,在时间上也离不开清代。换句话说,如果忽略了清代江南,就可能“失去”了这样一个发展的类型,从而无法完整地刻画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整个序列。

另一方面,到明代中叶,“苏湖熟天下足”已逐渐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江南由原来的稻米输出区,一变而为输入地区。这成为江南与以前基本经济区的又一个重大不同。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

到清代,在江南大量输出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同时,长江中上游、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大量粮食及其他初级产品输往江南。仅以长江水路而言,十八世纪初叶每年运往东南沿海的食米,据估计约在1600—2700万石之间;十九世纪中叶,按时人冯桂芬的观察,每年数达3000—4000万石之多。这样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区(如江苏),就能以其产品与粮食的优势产区(如长江中上游省份),进行跨省区的互相交换。同时或稍后,相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珠江流域(通过珠江水系),以及华北与华南之间(通过运河和沿海航运等)。

到十八世纪,这种跨区域比较优势互换的格局终于形成。这,是以前历朝都没有过的。它可以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布局的调整,进一步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收入。这是在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之外,清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成就。

尤应指出,这一经济格局与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有着切近的接续关系。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近百年出现的机器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巨大发展,也未使之发生大的改变;而且,不管这种交流是否曾被人为割断,一旦“放开”,类似的局面就会再现和复兴。

进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和现代发展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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