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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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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能“滥提”  

2009-04-29 09:21: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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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不能“滥提”

最近几年我开了一门新课。一面读古书(包括读经),一面讲自己的学术方法。读书完全是课上读(以免增加学生的课下负担),跟同学一起读(教学相长,多读一遍也有新的感受),方法,则按一定的顺序,但不一定跟所读的书联系得上。其中为我比较看重的一个体会就是:提问最为重要。我在讲义中写道:

立意—选题—提问最为重要(方法其次):钱穆:我们做学问,不先问一条大路,只要问方法,即是郑樵所谓“学术之苟且”;刘子健:史无定法,实是因题制宜,因问求法,问尤要紧;方法在先问题在后,并非正道,应该是问题先于方法;费弗尔:有两个程序构成了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即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贝林:提出和界定“恰当的问题”的方法,就是现代史学的根本方法;柯林武德:“提问题活动”特别重要;每一步都取决于“提问题”的能力;针对那些“假、大、空”的伪问题,要提问你看不出有回答指望的问题,乃是科学上的大罪;研究的开始是提问,问题应有合理的预期,能够作出回答;余英时:科学的历史家脑子里充满了问题;会不会问问题是判断一个历史家优劣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人也以“善疑”谓是会学。……

因此多年以来,我也在提倡题目要“有思想”、“有新意”、“有时代感”;应“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当初有一位进修生,在听了我一节课后就没有来,后来见面说,“振聋发聩”,就此“足矣”)。

但在今天,我想特别强调的,则是“问题不能滥提”。

自国外我曾目睹这样的情况,问题如连珠炮一般,可谓让人应接不暇。

这在课堂上犹可,作论文选题,就不能这样“依仗聪明”了(特别是对于“人文”这一类比较“玄虚”的学科)。换句话说,有一些“问题”,是不应该设问的。

比如,过去说过的不能“反向提问”(余英时最近有一篇“序言”还提到这一问题,参见《读书》)。为此,我曾在小书《活着的传统》中写道:

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提问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或“不能”怎样,如“中国为什么未能自行走入资本主义”。这和我们常说的“正面观察”是很不一样的,或可称之为“反向提问”。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类提问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当我们问为何“没有”或是“未能”之时,无意中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对应的比较物,这就是那个“有”或“能”,一个“成功”的先例。这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欧洲的历史。这样我们就不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P.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而仍不免于堕入“欧洲中心论”的巢臼。因此黄仁宇R.Huang指出∶“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地北天南叙古今》)。韩格理G.Hamilton则直接提出“反面问题”提问之不当。认为这种做法在某些有限的提问或测试性的假设上可能是有用的,却无助于了解该社会的特质;主张“从中国本身的角度,而非作为西方经验的反面事例来分析”中国(《中国社会与经济》,联经)。……

但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批评的,不是这些,而是“中国革命为何发生”这一类大问题。

在近年出版的一部译著(也是名著)里,作者提及其研究目的,就是“试图探索中国革命的起源”。那是在七十年代,三十年前(中国人所谓一纪)。这在其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这毕竟是一个老的学术年代所发出的老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的,比较著名的还有黄宗智P.Huang(解释“中国革命”)、黄仁宇(解释为什么“丢掉了中国”)等等。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史”,今天的中国有着无数的问题,有待于青年学子去解决,如果再追随那些“上一辈”的学人,在我看来,那可就“大错特错”啦(也赖不得别人)。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对“中国革命为何发生”的问题,我们“小组”也探讨过,也有杜润老这样的当事人参加(好几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但我们最终否决了这一“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革命为何发生”并不属于一种“科研”的问题。她不当“作”,也没有“解”。

所以当那位外国同仁希望中国读者对革命的“生态”原因(或其他一些缘因),产生一些兴趣时,可以说都没有错,同时,我们也可以坚持认为,千解释、万解释,说到底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有些地方也非常牵强任意,如第二章末),它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至于山西的朋友给我的信中所说:会议在大寨举行,可能有助于我们揭开和反思为什么大寨可以走的那么遥远荒唐也好,理想也罢,但毕竟它曾经那么富有影响,——就与此有关,不过就更迹近于一种“成王败寇”的“势利观”了。

当然,对于这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不能总是“手电棒照人”(特别是外国人),其中,“闻香族”(“外国人…都是香的”)也负有不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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