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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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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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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新探索  

2009-02-28 09:31: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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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新探索

近几年来,学校特别重视本科生的教学,要求教师必须给本科生开课,哪怕一年只有一次。按所里领导意见,我就选了“租佃关系”的题目,时间是三个课时(那以后我才整学期的给本科生开课)。以下是我教案的一部分内容:

历史上的地主究竟是什么样的?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曾设计了一个调查项目,让同学利用假期去了解“坏地主”和他们的“恶劣行径”。有同学下乡后,并没有找到“坏地主”,有的连“地主”都没有找到,有的则认识到:

以前如果让我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脑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或许不同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被几十年的片面宣传深深地毒化了,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但是寒假期间通过对家乡老年人的调查访问我对地主以前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当我向爷爷问起我们村地主的情况时,他笑着告诉我:我们这的地主都是好人哪!他告诉我我们村其实没有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地主的。如果非要说谁是地主,那驼子里面拔将军还能找出一个来,不过20来亩地,“有三套房子,就被定了个地主的成分。”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不是的。我们邻村一个村子叫周疃村。老人们说那有个大地主叫李保初,他一生乐善好施,经常舍衣舍饭。他自己穿的很是简朴,腰上总是扎一根草腰子(是地瓜蔓做的绳)。穿的和穷人一样,吃粗茶淡饭。他家有上百亩地,他家的地不是偷来抢来的,而是自己赚的钱一点一点买的。他靠干别的事情赚点钱,赚了钱舍不得花就用来买地了。地多了就雇长工、短工给他干活。他给予雇农们充分人权和自由,不采用强制性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固定工资制并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考虑到雇农还得照顾家庭,地主规定雇农每隔5天可以休息一下。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他还亲自下地干活。有的贫农租种他家的地,就交一部分租子,也很合理。……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他还在路边设上水坛供过往口渴的行人喝。地主在桌前吃饭时,都是伸着头,弯着腰,生怕菜里的油水洒在衣服上。……他们一般素质很高,比较有文化水平,所以冬天不忙时还会吟诗。那时人们都管他叫“财主”或“东家”。老人们说地主也就是财多地多点。

流传下来的关于他们的故事都是关于他们好的一面,没有阴暗面。通过调查,我还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对地主有了重新认识。(山东,时WS

 

关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在教科书和各种宣传里,似乎早已有了定论。但从学术角度来说,地主的“剥削率”,也就是“地租率”,究竟是多少?——是否像一般所说在50%以上?——却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不过,这样的提问,就已经带有一点“质疑”的意味,跟同学们所受的教育,可以说大相径庭了。……

不知你们是否也肯(偶尔)这样——“逆向”——来思考问题?

关于地租率,过去惯常的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50%以上的土地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随着新的地租契约被逐渐发现,学者们逐次列举出各地各种有关“地租额”的史料。我几乎忍不住效法他们,好像这里有着一种惯性、一种诱惑。

我忽然想到,如果继续重复这样的做法,还有没有必要,又会有什么效果或出路呢?可不可以另辟蹊径,看一看地租的实际征收数量暨地租“实收率”的情况?——这岂不就是打开僵局,解决问题的一个具体设想?——进而言之,如果地租不是、或是不能做到“足额”征收,甚至二者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那么,仅有那些单方面的地租约定数额的记录,又怎能说明“地租率”的问题?……

近年来学界发现了不少地主的收租簿,它记载了从明代(甚至从宋代)以来,直到民国期间大量的地租收入帐目。从这些帐目中,就可以了解到地租的额数,和它的实收数字及实收率了。

什么是“实收率”呢?它就是定额租中,实际收上来的租子与地租约定数额两者间的对比。大家会问:且慢,既说定额,即是数额已定了嘛,那还存在什么“实收”问题?——过去,人们大体都是这样来看问题的,——其实,定额租制,表面上说是“定额”、“死租”,很多都是不能照额征收的。如清人王炳燮说:(苏州)“实收租米,多者不过五六成,少者才及三四成。是所谓租额,不过纸上虚名”。另有学者指出,实际交租数量与租额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不能“信手拾来”,“抓来就用”。

那么,到底地租的实收情况是怎样的呢?它们在各不同时期,又有什么变化?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中国历史上地租的实收率要低于(应收)租额很多,而以七成左右为最常见。正如《安吴四种》所说,苏松各处田租,“看收成定分数,大率不能过八分”,《增城县志》所说,岁纳之租,“十常不及七八”。

另据研究,清代还发生过一系列的租额下调现象。这种租额的调整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之中。在大多数时期,下调幅度一般是在二十个百分点以上。

各位,如果你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没有多少办法来对付农民,他们并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往往也讨不了好去,……面对这些新的素材,你对旧社会的租佃关系,会产生一些什么想法?

为此,我还要用很大的篇幅说明,主佃之间是如何达成这样一种局面的,特别是,农民一方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否则,不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和“空口说白话”了么?

我也曾经戏称我的研究是“农民欺负地主”(秦晖也曾这样形诸文字),为一二老辈学者不能容忍,说这是“立场问题”,我们可以想想,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严重对立?难道把中国农民形容成“三孙子”,畏畏缩缩,任人宰割,就符合历史上农民的真实形象吗?——那样认识,又是不是“立场”问题呢(邋遢道人则以为在我的笔下佃户都是既无赖又凶恶的强者)?——这不但涉及历史,还有将来:我们的农民,还有希望吗?

回顾那些旧有的研究,他们一面看到历史上农民的“大起义”,一方面却无视农民的“日常行为”;一面高度评价农民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却不肯承认农民这些行为的后果——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触犯学术之大忌:不能“一贯”?

但事情也不都是这样。例如,戴逸先生听了我写作过程中“一个人与全世界作战”的“诉苦”后说:过去能交到80%就不错了,通常交不到的!……

郭松义先生也说:地主怎么可能那样来对付农民呢!农民是不会答应的……

同学,你信谁呢?还是反而什么也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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