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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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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办学会的日子里  

2008-04-20 15:09:43|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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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办学会的日子里

    回忆起来,在美国成立一个留学生历史学会,并非是我个人的想法。据我后来了解,有好几个同仁都有过类似的打算,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力所未及而已。当时,中国大陆留学同学已在美国建立了经济学会和政治学会,社会学会一度也在筹建之中。

   1986年秋天,我作为路思基金学者(LuceFellow)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说来我也不是到美国以后才有这一打算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颇有“一展身手”之意,但从客观立场,也可以说“事出有因”。因为在北京已有过类似的经验,这一次则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希望思想学术交流的大门再不关闭。

   据朋友回忆,80年代初期,受到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北京高校一批年轻的历史学者感到历史学必须改革创新,开始酝酿新史学运动,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1]前前后后凑到一起,有李零、唐晓峰、刘北成、郭晓凌、郭方、阎步克、潘绥铭、尚晓原、徐小光、陈小于、李开元、王友琴(这五位后来都到了国外),以及已在美国的尹良武等人。又经宋丽娜联系,已故包遵信先生也几次参加,并预拟出版一套新编历史丛书(皆由年轻人来撰写)。因此,在1986年夏天赴美前夕,我们几个朋友已一起商议建立留美历史学会之事(唐晓峰回忆)。我也把一些对史学的新探讨带到美国发表。[2]

   所以到美国不过一月时间,经过与新、老朋友商议,我就去拜见魏斐德教授(F.E.Wakeman)。魏斐德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此时担任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我在北京曾跟他见过面,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等)。在纽约的理事会办公室里,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理解和支持。还热情的对我说,你们的打算也许不需要那么费劲,只要我们理事会通过,其实就可以了。这是完全没想到的,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然,终因理事会中某位华裔理事的不同意见(这里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们的构想未能实现。我们还不得不走那条艰难的筹办道路。

   首先面临的是筹资、注册等问题,它不是随便说说那样容易的。召开一个全美范围的大会,没有资助就不可能。其次,也许更重要的,就是跟各路的留学同学联系。与国内情况不同,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同学都会反问: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学会?如果听你说的不合心意,他可能就不来参加。为了联系这些历史学和相应人文学科的同学,可是打了不少电话……

   其中也有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李岩吧。那时好几个同学提到她,说你如果能得到她的帮助,这事就大有希望;否则可能就办不成。言外之意,也就很难得到其他同学的支持。所以不久我就跟李岩通了电话,第一次去哈佛大学,就拜访了她。

   我很幸运,李岩答应“出山”,参加学会的筹建工作。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几乎单独完成了那些法律事务(而且自己承担了不少经费支出)。这太重要了。没有她和其他朋友的努力,学会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

   在纽约协助我的,主要是王希。在那个暑假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大会的预备工作,比如取款、联系旅馆,等等。

   真的办起来,筹资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在1987年4月波士顿的亚洲年会上,我会见了梁恆和他的助手,幸运的获得了资助的允诺。

   这样就可以全面的开展学会的组织和大会的筹备了。

   8月,李岩完成了注册工作(其性质属于非盈利性非政治性团体)。接着,取得基金会资助的数千美元,以为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留美历史学人(包括其他一些人文学者)开会之用。

   9月,大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召开。到会50余人,分别从全美各地赶来。

   大会由高峥主持,我做了第一个发言,报告有关学会组建的一切。参加我们大会的有唐德刚教授,他鼓励我们新一代留美学子做一个“通吃派”(此文收入他的《史学与红学》一书在大陆出版);[3]黄仁宇教授也从纽约州赶来,为我们作了热情的演讲,还有其他朋友,和友邻学会的同仁来为我们贺礼。关于大家发言的内容,在香港有一篇全面的介绍。[4]

   经过在美国的十几个月时间,我进一步意识到中国事情的深刻性,非要一个长时期的文化建设不可(几年后余英时先生对我说须要50或100年时间[5]),也不是个人的学术专业所能勾当的。所以回国以后,我就着手建立一个历史文化“交流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与留美史学会相对应),也有朋友拉我一起组建一个(民间半民间)的包含多学科的“研究院”,或在一个大“俱乐部”里,为我们历史文化部分预留一席之地,……尽管这些最终都未获成功,说到这些,也算是一个完整的交代吧。

   我在大会之后不久,就回到中国(福特基金会给了我延期三个月的资助)。大多数朋友则留在了彼岸,留在了我的记忆的深处,不时唤起我的感念。

   现在学会已经存在了20多年来。它由一个“小宝贝”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儿”。我已经不再参加它的工作,也很长时间没有和它联系。

   一般人多不了解自己的人生是由谁安排、怎样安排?还以为是自由意志、自我选择的结果。其实,谁知道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又是为了什么?有时突然想起来,竟会怀疑,这难道是我做过的事吗?……一切恍如隔世。

   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在这一世时间里,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有大批学子来到了美国,这不是偶然的。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到底(对中国)会起到什么作用?目前这还很难回答。我谨借此机会,祝贺我们那么多同学在美国学而有成,盼望我们的学会能够长久的继续下去,并向曾经赞助过我们的美国各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1]李开元的回忆,见徐卫东:“‘复活历史’就是手持地图走进现场——访《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作者李开元”,《中国青年报》2007.06.18。

[2]例如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页1~21。

[3]“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辞原稿”,《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1~8。

[4]出于某种原因,这篇介绍中唯独不及鄙人;在会上除了主报告外,我还有一篇学术演讲,参见《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研究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美国)《中报》1987.9.16.。

[5]1993年;1987年大会正值劳动节,因事先已有其他安排,余先生很遗憾没能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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