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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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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近代史观”  

2007-05-04 07:32:12|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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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近(现)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其代表作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但这两种看法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的“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外国人中国就不可能怎样怎样似的,不管是所谓“刺激-反应”论,还是其他什么论点。

   这种情况,慢慢一定会发生变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拉长,人们的史观自然就会改变(所以一般史家也需要与事件拉开一个距离而不能在时间上靠的太近)。

   所以20年前,我在美国就提出,从18世纪以来的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当然那还是一些很初步的质朴的想法,算不上什么修改史观。

   又很多年以后,我明确提出,中国自18世纪就开始“现代化”的努力了(详见“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

   我的根据是什么呢?这就是到18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主要表现,一在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直到今天),一在各国开始加强政府。

   在2005年的一次大清史会议上,戴逸教授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的努力,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我以为不如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可能更为妥当,如清代国家地图的绘制就应属于这第三个层面)。

   戴老师还表示,(如果说中国从18世纪就开始了她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说她就成功了(我插话:如果“够了”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无疑,这努力还很不够,也未必“经得住”许多现代化理论的“检验”。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我们可能不须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也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是为我的“近代史观”,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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