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高王凌的博客

重释传统

 
 
 

日志

 
 
关于我

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网易考拉推荐

感怀  

2007-03-29 09:48:33|  分类: 思想文化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感怀

    威克曼(Wakeman,中文名魏斐德)教授是我的好朋友,可能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好朋友。他竟然就这样走了,噩耗传来,怎不令人伤心气沮?

    这样的好朋友,我还有几个,如德国的马汉茂(Martin),意大利的高察(Coccia),早几年也走了,年龄都不甚高(相比之下黄仁宇就是高寿了)。

    “天下谁人不识君”,是我谨为威克曼写的挽联,托他的学生代我致意。

 

    回想起来,外国的“名教授”、“大教授”,我也颇认识一些了。随着时间的推延,好像就显出某种价值,将来竟变成“掌故”,也说不定。同辈的不说了,就说老一辈的,现在年龄自我以下,见过费正清(Fairbanks)的怕就不多了。

    1986年秋,我到了美国,87年初第一次到哈佛,就在一个学术聚会上见到费正清教授。路斯(Luce)奖金学者,在美国还是有地位的,也就可以脸皮“厚”着一点。我上前做了自我介绍,并跟他请教关于十八世纪研究的一些看法。当时,十八世纪正是美国学界的热门。我研究“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自以为有几分新意。他则为我介绍了美国学者关于雍正的研究(他们似乎偏爱雍正)。

    晚上一个画展,打幻灯,记得还管饭,我又见到费正清,似也跟着大家一起吃饭。在这半天时间里,我知道的三个学术活动,费正清都参加了(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哈佛才有这样频繁的学术活动)。我听说他虽已退休,还常常到课上去,回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没有一点架子,像他这样的年龄和身份,确实难得。

    就在那天下午的聚会上,我见到麦克法考(MacFarquhar)教授,当代史的专家,新任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大胆对他说:5年之后,美国的“民国史研究”必将兴起。他很兴奋,问:你说的是美国吗?果然,当我们93年再见面时,我的话完全应验了。

    帕金斯(Perkins)教授是早先在北京见过面,93年他回想起来,又约我见了一面。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研究送给他(其中多是对他的批评,如明清耕地等数字的使用问题等)。在哈佛大学经济中心的办公室里,我跟同去的几个朋友,还和他一起照相留念。他很谦逊,并不把我们当小一辈看待。

     80年代中在北京见过面的,还有美国院士、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我曾帮他安排在人民大学做了一场演讲,记得中心话题就是他一直研究的耕地数字“不可靠”问题。印象比较深的,是不知怎么提起了史学家要不要关心当代问题,这一个国内学界“不感冒”的问题。何炳棣快人快语,立即做了肯定的答复。那时我正因此而受到非议,也开始在我们年轻人的交流场合提出“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提法(后来一直提到了美国,到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心里,芝加哥大学几乎是我惟一没能访问的名校,原因是需用英语演讲。但无论初识的何炳棣,还是黄仁宇(我到美国不久就和他取得了联系),都曾恳切的劝我学好英语,甚至教我一些具体方法。

     我在美国的一年多时间里,访问了十来所大学。在密西根大学(感谢蒲地典子Kamachi教授的安排),演讲后奥克森伯格(Oksenberg)教授接见了我,那时他是大红人,后来还做了美国政府的对华顾问。他觉得我谈的十八世纪,就好像是二十世纪一般(好像会上李侃如Lieberthal——以后也做了对华顾问——也有类似的表示)。他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背景的问题。他们二位刚刚在中国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很了解。

     费惟凯(Faiwark)夫妇也请我吃饭。1980年第一个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来中国,其中不少“大人物”,施坚雅、威克曼(副团长)、费惟凯(团长)都名列其中。我喜欢他的那篇论文。他则给我讲了俩人当年在哈佛上学吃一块钱一顿中餐的故事,谈笑甚欢。

     我的“据点”是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清史同行曾小萍(Zelin)以外,我先后结识了政治系的伯恩斯坦(Bereinstein)、黎安友(Neisin),经济系的王念祖(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李思勤(Riskin,曾介绍我去史丹福见他的朋友“右派学者”马若梦Myers)。夏志清教授则参加了我的演讲会(临走说:我没想到大陆还有这样好的研究)。

    秋天,在哥大召开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大会。黄仁宇、唐德刚应邀参加(唐的致辞后来收入他的集子在大陆发表,参见“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辞原稿”,《美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页18;黄仁宇也发表了热情的演说)。

    会后,我搭车到匹兹堡拜访许倬云教授,我们讨论了汉代(他的专长)与清代经济的“相通”、“相近”关系,再一次见面则是十几年以后了。在匹兹堡我还结识了王小波,大学同学李银河的丈夫。然后乘“灰狗”长途汽车,进入俄亥俄州大平原(路上则多亏一位陕西同胞给我不少帮助)。

    到肯特大学是为了拜访王业键教授。王先生一辈子治经济史,后又侧重清代粮价的研究。经济史正是我当日关注的重心,对我的提问,他的学生回答,先生还在研究粮价史料的可靠性问题。可见他治学的严谨!那几天我就住在先生家里和在他家用饭。他的女儿在外上学,一个儿子在家习画,我有时就乱说几句。我在那里遇到了极具礼貌的晚辈学子,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谈到哥大教育学院弟子在中东的影响,恰好我也刚刚有了接触非洲学子的经验)。跟其他地方不同,我在肯特的讲题是“中国农村改革”,听众很多。王业键亲自翻译,先就给我很高评价,我很惭愧,说:王先生才是我的老师。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大约在1983年左右,因为考虑农业税的改革(当时被认为包产到户改革的第二步),我和朋友打算组织翻译几部史学名著,其一即王业键《清代的土地税》(另一部是黄仁宇《明代的财政与税收》)。

    很久以后我才去了普林斯顿。与余英时教授通话多于见面。93年我们通电话,共同的意见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他比我预计的还要长得多)。前年通话,是因为我以为,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并不妥当。余英时回答说:(对传统政治,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

    秋季我访问了耶鲁大学,在史景迁(Spence)教授邀请下,和他共同讲了一课。我也拜访了白彬菊(Bartlett)教授,她好心的对我说,你的一些东西要小心被人剽窃。我与白彬菊和王业键(他们都是查档案的专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何以乾隆十三年以前的档案资料是那样的缺少(无论跟以后还是以前的雍正年间相比)?也曾打算以后能一起来解决这一问题。11月间在哥大的跨校交流会上,我见到韩书瑞(Naquin)教授,相约不久到白彬菊的课上,去回答学生提问,可惜没来得及,我就回国了。

    我在美国的访问是结束于哈佛,而始于加州。在费正清研究中心,孔飞力(Kuhn)教授主持了我的演讲会,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导致了“叫魂事件”中皇上如此的整肃大臣?我以为远因正是乾隆十三年不得已而收束的“粮政事件”,他则希望我的演讲将来能译成英文。

    我在加州访问了洛杉矶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史丹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在那里见到了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等人,特别是施坚雅(Skinner)教授。施坚雅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教授,据说他从不休星期六,也不作重复的题目,很令大家佩服。他当时正“如日中天”,历史系同学往往在课上提问:施坚雅是怎么说的?但他的“六角形”却不能为中国同仁(特别是老一代学者)理解。这让他很遗憾,也说过“中国没有社会科学”的话。我遂做了一些解释。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在谈话里,特别表彰了威克曼。称他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有特殊的贡献,打通了晚明与清代的连接(这大概就是指他刚发表不久的《鸿业》吧)。我跟他一起合影(据说这样的中国人只有两个,另一位就是上海葛剑雄)。记得回到哥大,我还帮他核对了一条史料,用在他的一篇评估清代中国人口基本数据的长文里。几年后我回应了这篇文章,就清代中国人口数字发表了一点不同的看法(如他认为在1850年中国人口只有3亿8千万,而不是众所周知的4亿3千万,我则根据一些材料表示原数据也有它的道理)。

    讲这些话的时候,施坚雅并不知道我认识威克曼。下一站我就到了伯克利,再一次见到威克曼。

 

    我认识威克曼,还是在两年前的北京。朋友,你见过威克曼吗?是不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不错,我们一见面就很“投缘”。我那时研究的是清代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及有关“政策”,一个还没人涉猎的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题目。初提即遭到很大非难,但威克曼却不。他会耐心的听你讲话,然后恳切的发表他的意见。以致我研究过有关“工业”的部分以后,可以跟他说:(对十八世纪的经济政策)我终于可以划一个“圆”了。他听了我的演讲后说,对乾隆十三年的“收敛”,应该考虑进同期限制“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这一因素。

    我到哥大的时候,他正好暂时离开伯克利,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也在纽约曼哈顿。我去看望他,即提出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想法。你猜怎样?他不但理解,并且说,这个事也许并不要那样费劲,我们理事会作个决定就行了。这样的朋友,你一生里会遇见几个呢!

    因为理事会里某理事(华裔)的不同意见,学会并没能这样建立起来。我们遂面临筹资、注册等等问题。它不是随便说说那样容易的,没有朋友的帮助(特别是李岩同学单独完成了那些法律事务),学会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现有朋友正在筹备她的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后来,我得到消息,说我如愿意留下来,威克曼愿收我当学生。我想,他一定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国?一定理解我为什么谢绝所里重用我的好意,而去从事价值长远而无近功的文化建设?他后来出使北京,也一定理解我说的那一番话(未曾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以后每一年我都收到他的贺卡,也寄上我的心愿。九十年代中,他从别处得知我在研究农民“反行为”,给我来信说:钦佩和支持你在那么艰苦和孤独的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

    今天我动手写这篇短文,许多往事就重现在面前,好像那年回到20年前插队的小村子,突然记起了那些久已遗忘的姓名和面孔一样……

 

    到达伯克利,威克曼已如约在那儿等我。就在那个演讲会上,我认识了马汉茂。他觉得,在高身上寄托了中国明日史学的希望(后来也在波鸿大学海报上写上了这样的文字)。他主动领我参观三藩市,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包括他自己青年时的趣事。我却很惭愧,迟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结识高察,则又是另一种情景。接到同事的一个电话,知道我正滞留在罗马的机场,一阵风似的,他就来了,接我到了他的家里,而以前我们还没见过面。随后在拿波里的大学里,一个消息传开了,刚到意大利,高就有了一个“情人”!原来……是他们家一只猫咪,一大群中惟一睡在他们夫妇房里的女王Cicina。在大学里,有几次我跟高察一起上课,他从罗马赶来拿波里,路途很远,所以说:教授来晚15分钟不算迟到!他的课上十分活跃,经常笑声一片,这就是意大利啊!我们也有过很多的交流,他还约我合作研究中国的五十年代,那正是他在北京留学的年代。……

 

    对我来说,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是马汉茂的去世,然后是高察,现在竟然是威克曼。我经历过不少事了,但我仍感到有几分不能相信,好像他(们)还活着,不定哪天就出现在我们身边。

    是为此文,以纪念我的这些朋友。

 

  评论这张
 
阅读(90)| 评论(5)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