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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著作:《租佃关系新论》、《乾隆十三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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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仁宇  

2007-03-27 22:21: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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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入历史,财政经济是一把钥匙——世间已无黄仁宇

谈明代财政,不能不提到黄仁宇。我知道黄先生,最早就是因为他那本明代财政,我们也曾想把它译成中文。这似乎还是在读《万历十五年》之前。

以后我作为路思(LUCE)学者访美,1987年夏专程到纽约上州他家拜望,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读到《赫逊河畔谈历史》,就想起当时乘火车沿河而上的景象,觉得象极了中国)。我也请他参加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他果然如约来到哥大,并为我们作了热情的演讲。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87年底我离开美国前夕,在哈佛一个学术会议上的会面。会后他专门找我谈了一些话,其中特别让我转告朋友及“有关方面”: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要注意先把下层关照好(这是大意,原话不大记得了)。其实,我能转告谁呢?尤其是,说来惭愧,我并不大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但到几年以后,我突然想起了这些话,和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我把这些告诉杜润老;深感黄先生对中国事物的关心,和他的远见,……

十多年来,我和黄先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95年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出版,给黄先生寄上后,没想到他很快读过,并在回信中说道:“我对费正清教授有很多不能同意的地方,但是他曾对我说起:‘把一个局部的问题研究得切实彻底,以后举一而反三,对旁的问题就有独具只眼的看法了。’现在看你研究传统的重农政策,深有此感。”还说:“你认为中国历史有它自己的本位,不能平白付于‘资本主义萌芽’一个QUICKFIX,应当使很多学者读着深思而受益。”

99年底,我把第二本书《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和有关明代田赋的论文寄给他(我课上一个美国同学说:“明代的数字,只有上帝和黄知道”;我才把一直不好意思让他批评的这篇旧文寄上);不料1月17日就听到噩耗,尽管久已担心他的身体,——为此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并提出一点私下的建议。他也回答说:八十不能称为大寿。但还是修改了他的写作计划,还说:我羡慕你年轻,——最奇的是,那天我回到家中,竟收到了他的新年贺卡!……

香港的亚洲周刊约我写黄先生的纪念文章。我一面担心写不好,一面又想确实应该写点什么,为了黄先生,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是那么关切中国),也为了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特别是我们大陆学人)。

本篇曾发表于《亚洲周刊》(2000年4月),略有改动。

正文

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也是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这也算是一个“异数”。他就是黄仁宇。

黄先生在他著作里,使用了一系列的新鲜说法:譬如,他把“传统制度”说成“间架性设计”,犹如“金字塔倒砌”;明清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带有“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格调”;现代国家社会由货币管理,即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对于治学,则注重“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坚持“大历史观”,……诸如此类,至今脍炙人口,甚至为课堂上学生经常问及。

黄先生最早治明史,以后纵论中国三千年史,却没有使用那些旧有名词,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反而说“资本主义萌芽”实无意义,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而勉强叫他“预备成人”;所谓“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是一个“错误安排”。执意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技术的角度”和层面解释历史。

黄先生的成名作是《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在他看来,契入历史,财政经济正是一把钥匙,以致英国学者李约瑟读后说:一切靠抽税为转移!这也构成他以后治史的坚实基础。1980年代初期,我同一些研究经济改革的朋友,对这部经典之作特别关注,曾打算把它译成中文,可惜未果(按:现在已经有了译本)。

让黄仁宇“家喻户晓”的还是《万历十五年》。对此著作,海外评论最多,认为开创了历史著作的一种新写法,其实远不止此。他冲破了过去“格式化”的“概念历史”,使大家发现可以从“另一类”角度去读去写历史。当时恰逢大陆“史学危机”,他抨击“封建社会”一类概念(第一版《自序》),已有“范式革命”味道,也在大陆思想解放中发生作用。十年前他名声之大,以致引起当局不悦。但他已走入千家万户,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

为解释中国革命和当代改革(即“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也是为此,见86年版后记),他重新对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国历史,予以贯通翻新。在他的笔下,明史就不是“古代”历史。当时美国学者魏斐德将“近代史”前推到明代后期,仍只到二十世纪上叶为止;黄仁宇则明确提出“五百年为一元论”,范围直到今天(《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同期笔者亦有“三百年为一个历史”之说),——其实,这正是大陆知识分子最关注的一段。

1989年5月,在一封公开信中他坦言:目今“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为解决今日中国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又说:“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因此他此后一系列著作旨在正面对此作出回答。

依笔者看来,这才是黄先生最主要的一个贡献,也为今日中国最大需要。如《中国大历史》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其成就至今无可替代。为同样目的,他从另一角度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它既是西方近二十年对资本主义及其起源发起反思的产物,也是最新和用中文写出的唯一作品。同样优秀的著作也许还有,但我认为,哪一个也不会像黄仁宇这样贴近中国人的心,我觉得他就是为大陆学子写的,回答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读来才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总之,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又是不可企及,无法代替和无法效仿的(如他力主的归纳方法即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在他独特的经历,和把这些都揉进了自己的研究。

黄先生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秆子或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先生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见《地北天南叙古今》和《放宽历史的视界》)。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学识,把个人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和把他追忆。

(——《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我们的黄仁宇

《亚洲周刊》约我写关于黄仁宇先生的纪念文章,我很担心能否写好。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与黄先生有过一些交往,甚至成了好朋友。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在想,应该写点什么,为了黄先生,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是那么关切中国),也为了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特别是对大陆学人),所以我答应了下来。

我知道黄先生,最早是因为他那本明代财政的研究(因为我也研究经济历史)。那时我和一些朋友很想把它译成中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用。这似乎还是在读《万历十五年》之前(这书对实物财政的批评在大陆改革者中曾引起同感)。

以后我作为路思(LUCE)学者访美,1987年夏天专程到纽约上州他家拜望,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读到《赫逊河畔谈历史》,就想起当时乘火车沿河而上的景象,宛如是在中国)。我也请他在我们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成立之时,能够到会。他果然如约来到哥大,并为我们热情致辞。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底我离开美国前夕,在哈佛一个学术会议上的会面。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黄先生。在会后,他专门对我谈了一些话,其中特别让我转告朋友及有关方面: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要注意先把下层关照好(这是大意,原话不大记得了)。其实我能向谁转告呢?尤其是,说来惭愧,我并不大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但是到几年以后,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突然想起了这些话,和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把这些告诉了杜润老;同时为他对中国事物的关心,和他的远见,再一次深深感动。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让我最不能忘怀的是,1989年5月里的一封长信。今天也许仍不是评价这封信的最好时机,但那里他对中国革命及历史的解释,确是独到的,我相信一定能经过长时间的检验。……

1995年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出版了,我给黄先生寄上一本,没想到他很快就能读过,并回信说:

我对费正清教授有很多不能同意的地方,但是他曾对我说起:“把一个局部的问题研究得切实彻底,以后举一而反三,对旁的问题就有独具只眼的看法了。”现在看你研究传统的重农政策,深有此感。

所以你认为中国历史有它自己的本位,不能平白付于“资本主义萌芽”一个QUICKFIX,应当使很多学者读着深思而受益。

至于你引用拙著历史为何如是展开才是正途,提倡应该如是展开首先即将问题看错,尤为铭感。

并为这样的书只能印1500册感到不平。前者说及他与美国主流学派的分歧,一方主张分析,一方强调综合。后一句所指的是我在书中提到,在历史研究中,提问固最重要,但却切记不可作(中国)为何“不能”或“没有”(什么)的“反向提问”;并引用了黄先生在里的一段话,予以说明:

写中国历史,……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必须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地北天南叙古今》)

但1999年我的第二本书(《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出版,印数就更少了。12月间我给黄先生寄出了贺卡;1月7日,寄出了我的书及一篇关于明史的论文(这是我很早写就却不好意思让他批评的一篇,有关明代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变的文章)。17日我从朋友那里听到先生逝世的噩耗,尽管久已担心他的身体,但仍不敢置信。最奇的是,那天我回到家中,竟收到了他的贺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的担忧,是因一个偶然的原因。导致我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并提出了一点个人的建议。……我也曾在信中为他祝寿,他回答说:八十不能称为大寿。但他还是修改了他的写作计划,并说:我羡慕你年轻。……

我与黄先生还有一些来往,虽然不多,但我一直把他引为“知己”,和当作老师,……我仍然想能读到他的书,和有时向他请教。但他竟然离我们而去了。我却认为,他的成就是不可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这是因为他的身世和经历,和把个人经验都揉进了自己的研究,是因为他对中国问题的特别关注,和他独特的视角和学养,对中国的感情和洞见,是他从大跨度、宽范围、长距离的角度来诠释中国历史(这些特别体现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和《中国大历史》等书中),……所以读黄先生的书,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切合时代,感到那简直就是为了我们而写的。他的书之所以在大陆特别畅销,就是因为它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不仅是写法“通俗”和及于“一国两制”等等),──所以,对我来说,黄仁宇,将永远是我们的黄仁宇。

《亚洲周刊》2004.2.8

他说出忧伤和预感

——关于黄仁宇的几点回忆

黄仁宇这封二万言长信寄到,正是八九年六月二日那天,风声已经很紧。中午我赶到城里会见一位朋友,随后再回父母家一趟。黄先生的信,就是这时候收到的。十几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些,又不觉恍如隔世。

这是一个很厚的牛皮纸大信封,我打开一看,却不是写给我,而是这样一封收信人为解放军老干部Z的“公开信”。信写于五月十九日,我没有想到,信中谈的就是眼前广场上的“风波”。

自那以后,出于信中所提的信念和对“历史解释”的重视,黄仁宇继《万历十五年》后,又推出了好几部新著,在大陆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对黄仁宇,现在也有不少批评声音。有的对他“痛加叱责”,如不惜假设历史上若没有蒋某(黄先生的研究对象),亦没什么了不得;不理解历史家写史于数十数百年后,不论其为张三李四,所遇问题与情境却无法回避,不能先执一个一笔抹杀的态度(更不能依靠儿时几本教科书上的材料)。对此情此景吾亦不能“一一开蒙”。有的则借用所谓“后学”,不批至“体无完肤”不止。对这样的朋友,我也只能回答说,这恐怕还轮不到黄仁宇,而首先应从那些“大人先生”批起(从韦伯、马克思,……到华伦斯坦等等);我也说过,如能多读一点黄仁宇的文章,如他这封八九年五月的信,感受定会有所不同。可惜的是,那时黄仁宇的信还不能让大家读到。

黄仁宇的著作在大陆发行了几百万册,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罕见的事,因此也有人心理不大平衡。但我却想,黄仁宇可能并不属于某些人所谓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历史家”,用不着如此“破格对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对一件事情,就不能只讲一些“空理论”、“大道理”,而必须让事实说话,从史实出发(往往还要从前到后,打A、B、C讲起)。在这方面,黄仁宇总能带我们进入“现场”,给我们一个切近的感受感知,包括他的自传和读蒋日记。如他解释国共内战,以至减租减息失败之原因,——又如吾辈面对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作用,人众分租导致增产、减租,土地改革被忽略的目的意义,新民主主义何以“放弃”,以及包产到户的深层原因等,——这样一些“实打实”的东西,即历史家之所谓“理论”,并非只有研究方法,或国外经济学社会学才是理论。所以读书也须得法,读黄仁宇也是一样。

最近几年,我开了好几门课。其中多有学生闻所未闻,和相异相左的说法(因为是“选修课”,就不得不言人所未言,否则学生尽可“拿脚投票”,一走了之)。我在内心里,竟好几次都碰到这样的问题,颇感为难,这就是:“要不要讲真话”(有这样的想法产生,也是够怪异的了;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假话充塞的世界)?每当这时,我也常会想起黄仁宇,想起他所说的直面“读之令人心悸的现实和人所不敢沾手的现实”,从而得到鼓励。

我与黄仁宇先生相识,是在我访问美国期间(1987年)。沿着有名的赫逊河,我曾去纽约上州专程拜访,也邀他来纽约参加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在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直到四年前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

我于八七年底离开美国前夕,在哈佛一个学术会议上后,他专门找我谈了一些话,在场还有黄夫人。他特别让我转告朋友及有关方面: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要注意先把下层关照好。其实,我能转告谁呢?尤其是,说来惭愧,我并不大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直到几年以后,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但这一机会却未能被认识和抓着,我突然想起了黄仁宇的这些话,和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我把这些告诉了杜润生杜老;谈及黄仁宇对中国事物的关心及他的远见,我们都深为感叹。

黄仁宇已于二零零零年一月八日离我们而去了。几年前,我曾写文章纪念他。今天,我还愿表达我的怀念和心中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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